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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解开江淹选择秦帝、赵王之谜团，则《恨赋》之写作时间也就不难考定。上文曾经提到，《恨赋》所表现的是一种追悔莫及、欲哭无泪的彻骨之痛，“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如此愤激之语，非经人生之剧变、有难言之大痛者不能为之。结合上文所作分析，江淹之作《恨赋》必不在吴兴令任上，而应该是景素事败他回到京口之后至任职萧道成幕府之前的数月之间。我们可以想象，回到京口后的江淹应能得悉景素事败被杀之始末，甚至可能前往昔日争战之地凭吊，所谓“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固然可以理解为想象之语，但也未必不是所见实景(26)。当此之时，回想当初劝阻景素之情事，江淹真可谓悲不自胜，痛何如之！对比《燕丹子》中荆轲为太子丹分析形势所言与《宋书·文九王传》所记可知，江淹对于建平王当时所面临之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27)，假如当初建平王能采纳江淹建议，即便不能扭转局势，也不至于落到事败被杀的结局。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江淹“直念古者”，应该会想到曾劝谏吴王夫差的伍子胥，劝谏西楚霸王项羽的范增，将其引为同调并写入《恨赋》。而之所以不用伍子胥、范增等“恨之大者”，恐怕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伍、范二人(包括夫差、项羽)虽能体现其恨，却不能喻示其冤；二是江淹当时所处现实决定了他不能对建平王之死持有异议，而伍、范之事容易令人联想到江淹与建平王的特殊关系，所以他只能是隐约其词，借写秦帝、赵王之恨来表达内心的悲愤。《恨赋》篇末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两句作结，或许正表明江淹的无奈。 相应地，对于《恨赋》的后半部分我们便可作一种新的解读。依上文所作分析，秦帝、赵王之事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意在影射建平王之事，故不当与其余四人并列，许梿之说实误。而李陵、王嫱、冯衍、嵇康四人之事亦当为另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且有其特定的指向。结合江淹此时所作《无为论》来看，《恨赋》所以选择李陵等四人，更有可能是借以表达自己对今后出处去就问题的思考。就当时情势与江淹心态而论，他可作之选择不外有四：一是选择转投萧道成麾下，那意味着江淹背叛旧主建平王；二是选择出走，离国去乡，也就是投奔北朝；三是选择急流勇退，绝意仕途，过一种不问世事的隐居生活；四是选择公开为建平王鸣不平，拒绝与当局合作，为此不惜以死抗争。《恨赋》后文所写李陵降北、明妃出塞、冯衍罢归、嵇康下狱，正分别代表了江淹四种可能的选择。究竟何去何从，江淹似乎颇难决断。确实，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难尽如人意：“誓还汉恩”的李陵终究改变不了名辱身冤的命运，出塞远嫁的明妃最后只落得个老死异乡的结局，“塞门不仕”的冯衍为此付出了抱憾而终的代价，不改其志的嵇康毅然赴死，留给后人无限的惋惜。虽然江淹最终选择了妥协，但在此我们可以窥见他这一段痛苦矛盾、进退失据的心路历程。 回到陶元藻所提之问题，显然，江淹之所以选择秦帝、赵王等而不取他人，乃是基于表达特定情感、心绪的需要，并非随意为之。而江淹对李陵、明妃等人的描述之所以游离史实，同样是取决于特定的写作题旨。陶氏未能看到江淹之作《恨赋》，乃借他人之杯酒以浇自己之块垒，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是仅许旁观代恨，而不尽许当局自恨也”，故认为江淹取舍失当。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陶元藻断定《恨赋》“全篇皆病”，“不如《别赋》远甚”。其实，《恨》、《别》二赋尽管手法互异，却难言孰优孰劣。我们看《恨赋》用心之细密，用典之贴切，用语之微妙，虽囿于现实因素不便直书所感，却能意在言外，曲尽其情。此等才艺，又岂是一般作手所能企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