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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废帝狂悖日甚，朝野并属心景素，陈氏及运长等弥相猜疑。景素因此稍为自防之计，与司马庐江何季穆、录事参军陈郡殷沵、记室参军济阳蔡履、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左右贺文超等谋之。以参军沈颙、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为爪牙。季穆荐从弟豫之为参军。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来京邑，多与金帛，要结才力之士。由是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并皆响附，其余武人失职不得志者，莫不归之。(39) 由此可见，建平王之所以延揽人才，乃至举兵起事，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拙文《〈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之关系》曾指出：“平心而论，无论是与周朝管、蔡谋反，还是汉初吴王、淮南王作乱相比，景素的情况都有明显的不同。景素面对的并非贤明天子，而是无道失德之君，而且他举事之动机，可以说自保多于称王。”作为宗室中最有资格执掌神器，且颇具人望的惟一人选，建平王自然会遭到后废帝的忌恨，视为对其帝位的最大威胁。就算建平王逆来顺受，俯首称臣，以后废帝之凶残，恐怕早晚也难逃被赐死的结局。以是之故，建平王之死颇得后人的同情。据《文九王传》，景素败后，故记室参军王螭、故主簿何昌禹并上书讼景素之冤。萧齐代宋后，故景素秀才刘琎又上书为之鸣冤，称景素为人孝悌仁爱，修身洁行，其所以起兵，“止在匡救昏难，放殛奸盗，非它故也”。进而恳请齐高帝勿沿“衰世之异议以掩贤人之名”，降诏还建平王清白，赐以王礼反葬。《宋书》撰者将刘琎上书全文收入，多少可以见出史家对建平王其人其事之态度。 其次是江淹与建平王的真实关系。江淹与建平王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段，即被黜之前，吴兴时期，以及建平王事败被杀之后。从第一时段江淹写给建平王的书信来看，关系并非如《自序》所言那么简单。如《诣建平王上书》称：“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士之分矣。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到主薄日事诣右军建平王》也说：“淹闻古人为报，常有意焉。至乃一说之效，齐王动色；一剑之感，赵王解衣。”由此观之，江淹对自己的期许绝不止于草拟文书。再看《燕丹子》中有关荆轲的一段描写： 民氏日太子置酒请轲(40)，酒酣，太子起为寿。夏扶前曰：“闻士无乡曲之誉，则未可与论行；马无服舆之伎，则未可与决良。今荆君远至，将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轲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于服舆。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骐骥之在盐车，驽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如此在乡曲而后发善，服舆而后别良哉！”夏扶问荆轲：“何以教太子？”轲曰：“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于君何如也？”坐皆称善。(41) 如果我们相信《燕丹子》中的太子丹、荆轲与现实中的建平王、江淹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的话，那么很显然，在江淹心底实隐藏有为帝王师的志向。虽然文人之词不无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江淹希望能够辅佐建平王成就一番事业，应该比较可信。也正因为如此，《到主薄日事诣右军建平王》才会这样表述遗憾：“负金羁于淮吴，从后车于河楚，竟不能曜丹雘，腾英声，绝白云，负苍梧”。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遗憾、自责亦见于江淹《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窃思伏皂九载，齿录八年。以春以秋，且思且顾。竟不能抑黑质，扬赤文，抽精胆，报慈光。”两相比较，不仅意思相近，连句式也都如出一辙(42)。倘若江淹只满足于做一介文士，那他又为何要如此自责？果如《自序》所言，江淹之被黜乃是由于劝阻建平王谋反，那么令他如此遗憾的又是什么？联系《辞笺》下文用“蹶者不忘起，盲者不忘视”表达思归之意，又说“金石无知，何以识答”，则江淹显然没有因为被黜而自远建平王，他仍希望不久后能重回建平王身边为之效力。在江淹被黜吴兴后所写诗文中，虽然不无怨怼之情，但并未彻底失望，思归之意颇为显明。如果说上一时段江淹曾将景素与他的关系视同孟尝君与其门客，那么在被黜之后的第二时段，江淹则自比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相应地，景素也就成了江淹心目中的楚怀王。从《辞笺》的“凿山楹为室”，到《别赋》的“送君南浦”，乃至吴兴期间所作《去故乡赋》、《泣赋》、《倡妇自悲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江淹屡屡使用《楚辞》语典，更不必说像《山中楚辞五首》那样直接的效仿之作。吴兴时期的江淹每每以逐臣屈原自况，而美人迟暮、思归报效之意也就常常见诸笔端。如《去故乡赋》：“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绝世独立兮，报君子之一顾。”《倡妇自悲赋》：“泣蕙草之飘落，怜佳人之埋暮。”《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愿归灵于上国，虽坎轲而不惜身。”(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