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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荆轲之恨。陶元藻所列“恨之大者”四人中，就有“不逞志于秦王”的荆轲；唐代李白效江淹作《拟恨赋》，也特意提到“至如荆卿入秦，直渡易水。长虹贯日，寒风飒起。远仇始皇，拟报太子。奇谋不成，愤惋而死”(18)；而依钱钟书之见，荆轲事亦属可入《恨赋》之列。可见，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认为荆轲刺秦功败垂成，理应是《恨赋》列举的对象。如果再联系到《别赋》写剑客侠士之别一段荆轲所占的突出位置，那我们的确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何江淹在《恨赋》中竟然遗漏了荆轲？ 上述种种，在此前的江淹及其《恨赋》研究中要么不被视为问题，要么虽有所觉察却又难以解释，而通过对《燕丹子》写作过程及其题旨的考察并由此解读《恨赋》，我们便不难发现，江淹如此选择其实正在情理之中。 如前所述，《燕丹子》中的秦王乃影射现实中的后废帝，太子丹即建平王之化身，因此江淹在《恨赋》中列举古之恨者时先说秦帝，次写赵王，就不只是按时间远近予以安排，而有其特定的寓意。不妨这样设想：江淹之所以选择秦帝与赵王，极有可能是用来隐喻现实中后废帝与建平王之关系。我们看《恨赋》中“秦帝按剑”一段，作者对于秦帝之态度就颇有几分暧昧，尤其是“武力未毕”、“宫车晚出”等用语给人以双关之感，既可以理解为是替秦帝抱憾，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秦帝的指斥。“华山为城，紫渊为池”两句，《文选》李善注引贾谊《过秦论》：“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此语又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果这是江淹有意设置的一个暗示，那么贾谊所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19)岂不是正可为“武力未毕”、“宫车晚出”作一注脚？再看《燕丹子》对秦王的描写——“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贪暴海内，不知厌足”(20)，与贾谊所言如出一辙。据此，说《恨赋》中秦帝形象乃影射后废帝，应该不是捕风捉影。 循此思路再看“赵王既虏”一段，相关问题亦可冰释。一般认为，赵王当指赵国末代国君幽缪王赵迁，这不错，但据《史记·赵世家》篇末太史公转述冯王孙语：“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21)其亡国被掳实在是咎由自取，并不值得后人同情，江淹又为何要将其写入《恨赋》呢？这的确令人费解。而如果我们知道，江淹曾借《燕丹子》劝谏建平王暂缓行事，建平王不用其策以致事败被杀，那么在赵王迁与建平王景素之间便可建立某种关联，从而为赵王之入《恨赋》提供依据。事实上，江淹选择赵王的理由远不止此。首先，历史上燕、赵向来并称，且赵、燕相继为秦所灭，而在《燕丹子》的语境中，燕国实指建平王之势力范围。故江淹之写赵王，其用意乃在借赵喻燕，进而指代建平王景素。其次，赵王迁流于房陵，事见《淮南子·泰族训》，故李善引《淮南子》为之注(22)，而《淮南子》原文作：“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讴，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瞋目裂眦，发植穿冠。”(23)由赵王引出荆轲，这是巧合呢，还是江淹有意为之？再次，高诱注《淮南子》，谓赵王乃张敖，这自然是高诱的失误，但张敖事与建平王却不无可比性。据《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张敖为汉初名臣张耳之子，嗣位为赵王，尚高祖长女鲁元公主。而高祖对之无礼，引发张敖家臣贯高、赵午等人不满，意欲行刺高祖。事发，张敖被捕下狱，贯高等人随之，力辩张敖实不知情，上乃赦张敖，而贯高自杀以谢罪。此事与《宋书·文九王传》所记建平王僚属为之鸣冤事不乏相似(24)。不论江淹是否得见高注，《恨赋》有意含糊其词，未必不是借张敖以申景素之恨。最后，文中“千秋万岁，为怨难胜”八字，若是说赵王迁亡国被掳之怨，恐难置信，但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解读，将“为怨难胜”解作“为冤难胜”，那么江淹此语实际上是替建平王景素鸣冤(25)。果如上述，赵王之入《恨赋》便顺理成章，甚至于可以说是不二人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