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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别赋》所写主要为分别时之情景。许梿评《别赋》开头写行子部分“是欲别未别光景”，其实整篇文字多半如此。如“至若龙马银鞍”一段全为分别场面之描写，“乃有剑客惭恩”一段中“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数句亦然；又如“负羽从军”段中的“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一赴绝国”段中的“左右兮魄动，亲朋兮泪滋，可班荆兮增恨，惟樽酒兮叙悲”，也还是“欲别未别”心态的叙写；至于最为人传诵的“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更是将分别之情景刻画得凄美动人，遂成千古名句。文中虽不乏对别后相思的铺陈，但所占比例远不及写分别场面。 其次，《别赋》所写实以行子为本位。此赋之作虽取全称视角，分述行子、居人之离别情貌，但江淹叙写的重心显然更倾向行子一端。篇首总述别情一段，先行子而后居人，已表明江淹写作所居之立场。赋中除“君居淄右，妾家河阳”一段明确以居人口吻写景寄情之外，其余部分大多为行子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这正与现实中江淹贬谪远行的身份相符。 再次，《别赋》所写乃以秋景为基调。虽说江淹有意将春秋二时作为别离之所以令人神伤的外在因素，其间亦不乏春景的点缀，但整体而言，《别赋》中的秋色更为浓郁。尤其是开头总述行子、居人一段，本该承上文“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兼顾两季，然而无论行子还是居人都被置于秋景的笼罩之下。至于写与亲友相别时的“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更不仅点明分别之具体时间，而且与江淹《无锡县历山集》诗所写一致。综上所述，将《别赋》写作时间定于江淹赴吴兴途中，应该具有较大的可信度。 还可再说几句的是《别赋》与《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一文的关系。《辞笺》作于元徽二年江淹被黜之后当无疑义，问题是具体作于何时？是江淹动身前往吴兴之前，还是已经抵达吴兴之后？依常理而论，既称“辞笺”，则当为辞别之际所作，亦即江淹赴任之前，但文中所写似乎又不尽然。丁福林先生认同俞绍初所言，认为《辞笺》所述“方蒙被霜露，裹粮洲岛，凿山楹为室，永与鼋鼍为群”，与作于吴兴后《青苔赋》等作品相合，且“眷然西顾”一语“明指方位”，故《辞笺》当作于江淹初到吴兴时(35)。其实“凿山楹为室”乃《楚辞》成句(36)，未必就是吴兴实景，而“方蒙被霜露，裹粮洲岛”云云，更宜解作正在发生之事，适与下文“一辞城壕，旦夕就远”相对应。至于说“眷然西顾”明指方位，则恐有误。盖以方位言，吴兴在京口正南而偏西，故江淹后来有“待罪江南思北归”之语。考江淹赴吴兴乃取道无锡、钱塘，一路东行，然后才转往西南，经衢州而入闽，《集》中《无锡县厉山集》、《赤亭渚》、《渡泉峤出诸山之顶》等诗可证。由此观之，“眷然西顾”并非至吴兴后所言，而应该是在江淹东行途中的事，就是说，《辞笺》之作当在江淹赴吴兴途中，尤以动身后至抵达钱塘一段的可能性最大。指出这一点意在说明，《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一文的写作当与《别赋》同时而稍前，其中“眷然西顾，涕下若屑”八字对于《别赋》或具有特殊意义。《别赋》写别离场面几乎全伴有涕泣，如“横玉柱而沾轼”，“造分手而衔涕”，“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送爱子兮沾罗裙”，“亲朋兮泪滋”，“织锦曲兮泣已尽”，比《泣赋》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可视为“涕下若屑”之种种表现。而《别赋》所云“谢主人兮依然”，“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又岂非“眷然”二字之注脚乎？联系《泣赋》篇首所写秋日景致，及篇末举古人“泣绪如丝”诸事，称“况余辈情之所使”，则《辞笺》一文不仅为《别赋》之先导，即《泣赋》乃至《倡妇自悲赋》、《去故乡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诸文亦由其而衍出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