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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看《恨赋》。 清人许梿《六朝文絜》眉批谓《恨赋》所写分别为“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贫困之恨、荣华之恨”(15)，此说多为今人采纳，然实非深知文通者，倒是陶元藻《书江淹〈恨赋〉后》似乎看出几分蹊跷，兹引全文如下： 文通《恨》、《别》二赋，世并称之，余窃谓《恨赋》不如《别赋》远甚。其赋别也，分别门类，摹其情与事，而不实指其人，故言简而赅，味深而永。《恨赋》何不自循其例也？古来恨事如勾践忘文种之功，夫差拒伍胥之谏，荆轲不逞志于秦王，范增竟见疑于项羽，此皆恨之大者，概置勿论；乃仅取秦王、赵王辈寥寥数人，了此“恨”字，挂漏之讥，固难免矣。且所谓恨者，必人宜获吉而反受其殃，事应有成而竟遭其败，衔冤抱恨，为天下古今所共惜。非揣摩一人之私，遂其欲则忻忻，不遂其欲则怏怏也。秦王无道，固宜早亡，毕命沙丘，人心所大快者，何恨之有？若赵王受虏、敬通见黜、中散被诛，自周秦两汉以迄于齐，类此者不胜枚举焉。李陵之恨，始在五将失道，兵尽矢穷，以致被擒异域；继在误绪为陵，戮其父母妻子，以致无路可归，不成曹沫之功，卒陷通天之罪。不能写得淋漓剀切，反使李陵不忠之由沉埋终古。明妃以毛延寿颠倒真容，遂致绝宠君王，失身塞外，痛心疾首，其恨全属于斯。今只言“陇雁少飞，代云寡色”，凡出塞者人人如此，即乌孙公主、蔡文姬，何尝不领兹凄楚？岂独明妃？凡为文者，搦管之初，便当立定意见，其意一差，则全篇皆病，顾不谓同一生花之笔，而优劣悬殊，乃至于此！(16) 陶元藻在此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江淹为何选择秦帝、赵王等人作为《恨赋》描写的对象？依据陶氏本人的理解，“所谓恨者，必人宜获吉而反受其殃，事应有成而竟遭其败，衔冤抱恨，为天下古今所共惜”。据此，“恨之大者”如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刺客荆轲、谋士范增理应较秦帝、赵王等人更适于入选，而《恨赋》如此取舍，难免“挂漏之讥”。当然陶元藻提出的问题尚不止此，比如《恨赋》为何不循《别赋》之例，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类型逐个予以描述？又如江淹描述李陵、昭君之恨时，为何舍特殊而就一般，忽略二人各自独有的经历与感受？陶元藻由此认定，《恨赋》之写作水准远不及《别赋》，“同一生花之笔，而优劣殊悬”，着实令人诧异。 由陶氏所论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恨赋》究竟是江淹代古人申恨，还是借古人之事写自己之恨？钱钟书先生在肯定陶文“评甚中肯”的同时，指出“惟‘宜吉反殃’云云，是仅许旁观代恨，而不尽许当局自恨也，全背淹谋篇所谓‘伏恨’、‘饮恨’之意”(17)。显然，钱先生并不认为《恨赋》只是传达旁观者的感受，但问题是，江淹之恨具体为何？其与赋中所写古人之恨又是什么关系？果如前述丁福林先生语，江淹之恨乃遭遇子夭妻亡，那《恨赋》为何先述帝王、列侯之恨，而不用“夷甫伤子”或“奉倩悼妇”之类更贴切的憾事呢？前引钱钟书论《恨赋》语就曾指出，江淹《泣赋》所云：“若夫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除李陵事已见诸《恨赋》外，“余人亦均可入《恨赋》”。江淹不取他人，原因又是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