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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素事败后，江淹除《自序》追叙其与建平王交结之始末外，存世诗文中再无道及建平王者，似乎已完全忘却这段往事，但这只是一种假象。上文曾指出，江淹之作《恨赋》就有为建平王申恨鸣冤之意，此外，作于自吴兴返京后的《知己赋》亦颇耐人寻味。虽然小序明言赋为殷孚而作，然文中所写多与殷孚身份不合，如叙其出身：“承瑶叶之余暧，系金枝之末光”；状其品性：“识包上仁，义兼高行”，“金采而玉相”；此类用语一般专指皇室成员、帝王后裔，以殷孚之出身、官职恐不足以当之。(44)又赋称殷孚“气拟北海，情方中散”，比之为汉末孔融与魏末嵇康，而孔融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所杀，嵇康死于觊觎魏室的司马昭之手，二人境况实与建平王有某种相似。最可怪者，江淹《自序》明言：“所与神游者，唯陈留袁叔明而已”，并未提及殷孚。如果其与殷孚之关系真如《知己赋》所言，何以《自序》只字不提？联系《燕丹子》中荆轲初见太子丹时所言： 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说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厉天，美声盈耳。轲出卫都，望燕路，历险不以为勤，望远不以为遐。今太子礼之以旧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复让者，士信于知己也。(45) 所谓“士信于知己”，并非司马迁笔下荆轲所言，而是江淹将《刺客列传》中豫让、聂政语稍加变化(46)，用于荆轲对太子丹的表白。故此处“知己”二字，实指知遇之恩。那么，现实中的江淹是否也像荆轲一样，因为建平王对之有知遇之恩而引为“知己”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江淹完全有可能借写殷孚而寄寓对建平王的缅怀之情。 由此便不能不提到影响江淹创作的另一重要因素，即齐王萧道成。对于江淹与萧道成的关系，学界大多只关注萧道成赏识江淹，江淹为萧道成重用的一面，而忽略了江淹可能对萧道成有抵触的一面。据《南齐书·高帝纪》，早在宋明帝时，民间已有“萧道成当为天子”的流言，平定桂阳王刘休范之乱后，萧道成民望更增，百姓谓“全国家者此公也”。明帝、后废帝因此对萧道成颇为猜忌，只是宗室内部矛盾重重，尚需仰仗像萧道成这样手握重兵的外姓之人来制衡。对此情势萧道成洞若观火，故当部下劝其提防明帝加害时，萧道成为之分析形势：“诸卿暗于见事。主上自诛诸弟，为太子稚弱，作万岁后计，何关佗族。惟应速发，事缓必见疑。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47)由此看来，萧道成其实早有觊觎帝位之心，他已预见到刘宋统治难以持久，意在待其内耗殆尽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当景素被诬告谋反，杨运长、阮佃夫等后废帝亲信欲兴兵讨之时，萧道成为景素辩护，谓为不然；而当景素遣人与萧道成联络共谋举事时，萧道成却断然拒绝(48)。在这场刘宋皇室内部的争斗中，看似保持中立的萧道成其实才是最后的赢家，随着各派势力的逐一剪除，萧道成羽翼渐丰，尤其是景素事败后，刘宋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入萧道成之手。 所以，在作为建平王幕僚的江淹眼中，萧道成即便不是争夺皇位的潜在对手，至少也属为虎作伥，更何况坐镇指挥平定景素之乱的，正是齐王萧道成。可想而知，当景素事败被杀，江淹自吴兴回到京口时，面对如此结局，如此情势，他心中该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感受。痛悔、愤激、庆幸、纠结，可谓兼而有之。 关于江淹返京事还须再说几句。据丁福林先生考证，江淹自吴兴回到京口乃元徽五年(477)春，其《还故国》诗中所云“窃值寰海辟，仄见圭纬昌”，“谓景素谋反事被平定，天下太平”(49)。说颇有据，然犹有可补充者。据《梁书》本传，江淹之被黜吴兴乃景素“言于选部”，经朝廷正式任命，故江淹之回京口当非擅自离任，而应该是其时执掌大权的萧道成所召。但本传所说召回时间为“升明初，齐帝辅政”后则不确，若江淹还京时间为元徽五年春，则其被召当在上年岁末，其时萧道成尚未辅政。也正因为是萧道成所召，《还故国》诗才会以“窃值寰海辟，仄见圭纬昌”表达对执政者的称颂。再看江淹《自序》所言：“在邑三载，朱方竟败焉。复还京师，值世道已昏，守志闲居，不交当轴之士。”其中“世道已昏”四字，明显与《还故国》所言相抵触，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江淹的真实心态呢？更耐人寻味的是，既然萧道成早在其辅政前就下令将江淹召回，那为何不当即委以官职，而还需等到差不多半年以后江淹才入萧道成幕下？是萧道成认为江淹属景素旧部不宜马上启用，还是江淹对萧道成另有想法？ 江淹并非无行之人。其《报袁叔明书》自谓：“材不肖，文质无所直。徒以结发游学，备闻士大夫言曰：‘在国忠，处家孝，取与廉，交友义。’”这或可视为江淹处世的原则。元徽五年，亦即顺帝升明元年(477)七月，江淹应萧道成之召任功曹参军时写有《到功曹参军笺诣骠骑竟陵王(公)》一文，文中特别提到自己“业异儒墨，行乖曾史”(50)，即自惭不能为忠孝之行。而最可注意者，或为回京口后“守志闲居”时所作之《无为论》，该文假托“弈叶公子”与“无为先生”对话，表明自己不愿出仕的志向。小序所言尤为明白：“友人劝吾仕，吾志不改，故著《无为论》焉。”虽然写作此文之后不过数月，江淹还是接受了萧道成的征召再次步入仕途，但此时江淹所以如此表态及选择“守志闲居”，除了其素有隐逸之志这一因素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对景素之事难以释怀。又江淹《无为论》之作，明显受嵇康《卜疑》一文的影响，是知进退出处乃江淹此时心中之一大纠结。而如果江淹有意以嵇康自况(51)，那是否意味着在江淹心目中，其与景素、萧道成三者间的关系，恰如嵇康之于曹氏、司马氏呢？当然江淹不是嵇康，萧道成也不同于司马昭，但此种情势的类似，不能不对江淹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江淹与建平王之关系远较《自序》所述复杂，对于建平王的知遇之恩，江淹一直铭感在心，即便是景素事败被杀，江淹自吴兴回到京口之后，他对建平王的感念之情仍难割舍，只是碍于情势不便公开表露而已。从《别赋》暗寓对建平王的惜别之情，到《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明显的思归之意，乃至《恨赋》借古人之事为之申恨，《知己赋》假殷孚之名为之寄哀，建平王的身影总是或隐或显地出现在江淹的作品中。我们承认，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就算不能体察其中的隐喻性内涵，《别赋》、《恨赋》仍不失为上乘之作，甚至正因其内涵的隐晦而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但对于江淹及其创作研究，明确这一点却具有特殊意义：第一，如本文首节所言，《别赋》《恨赋》孰先孰后及具体作于何时可望有更真切的认识，相关作品间的关系亦可由此厘清；第二，江淹所谓“创格”(许梿语)，亦即类型化写作实属无心插柳，他其实不过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却不期然而然地为南朝抒情小赋开创了一种新的写作范式；第三，江淹与建平王的复杂关系是其文学性创作的重要内驱力，萧齐以后，此种内驱力已不复存在，故江郎才尽之说，或可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 现在再来看钱钟书《管锥编》所论，应该说确有失察之处。如谓“《去故乡赋》乃《别赋》之子枝”不误，但《倡妇自悲赋》却非“《恨赋》之傍出”；又如称《泣赋》所言“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诸人“均可入《恨赋》”，虽合常理，却有违江淹写作《恨赋》之用心；至于说“《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则是未省江淹写作二赋之实情而误判也。不过，钱先生以“众星之拱北辰”比喻江淹他赋之于《恨赋》的关系仍属精辟之见，较诸《别赋》，《恨赋》无疑更能体现江淹人生失意之感，与江淹其他作品的关联也更为密切，只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恨赋》实非江淹吴兴诸作之先导，而毋宁说是这一段创作历程的终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