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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11页。个别误字据中华书局1984年版《江文通集汇注》改过。 ②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其后在《鲍照与江淹》(文载《齐鲁学刊》1991年第6期)一文中，曹先生又对上述观点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 ③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1页。 ④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前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⑤何沛雄：《慷慨激昂淋漓尽致——江淹〈恨赋〉赏析》，《名作欣赏》，1987年第5期。 ⑥如在作品编排上兼取分体与编年的《江淹集校注》即将《恨赋》系于赋体吴兴之作的首篇，然后依次为《别赋》、《去故乡赋》、《倡妇自悲赋》、《水上神女赋》、《丽色赋》、《学梁王兔园赋》、《赤虹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四时赋》、《青苔赋》、《莲华赋》、《金灯草赋》、《翡翠赋》、《空青赋》。 ⑦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前言》，第5页。 ⑧丁福林：《江淹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⑨曹道衡《江淹评传》认为江淹妻子及次子或亡于泰豫元年至元徽二年(472-474)，见吕慧鹃、刘波、卢达主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页；《江淹集校注》则认为当在元徽二年，见该书第64、152页。 ⑩《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第513页。 (11)丁福林：《江淹年谱》，第225、228页。 (12)本文所引江淹作品皆据《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再逐条出注。 (13)文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4)《自序》始称“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徒”，继言交结建平王及劝谏、被黜之经过，再述为萧道成分析沈攸之起兵之态势，最后重申“常愿卜居筑室，绝弃人事”，其无心仕进、效忠萧齐之意甚明，然若以之为江淹真实心态，是不察江淹为此文之背景时势也。 (15)引文据许梿：《六朝文絜》，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5年版，第35—37页。后文凡引许梿语皆据此书，不再出注。 (16)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十《书江淹〈恨赋〉后》，清刻本。 (17)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第1413页。 (18)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4页。 (19)引文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 (20)引文据程毅中点校：《燕丹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5页。 (21)司马迁：《史记》，第1833页。 (22)李善注“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两句道：“淮南子曰：赵王迁流房陵，思故乡作山木之呕，闻者莫不陨涕。高诱曰：赵王，张敖。秦灭赵，虏王，迁徙房陵。房陵在汉中。山木之呕，歌曲也。”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5页。 (23)引文据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4页。 (24)《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记：“景素败后，故记室参军王螭、故主簿何昌禹并上书讼景素之冤。”齐高帝建元初年，故景素秀才刘琎又上书齐高帝，列举十事称景素实冤。参看《宋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63—1868页。 (25)丁福林先生认为，江淹《齐故司徒左长史檀超墓志文》所说“君实渊哉，行为世标”，其中“渊”或为“冤”之借字，岂“为超之见杀而鸣不平耶”？其说不为无理。参见丁福林：《江淹年谱》，第169页。 (26)据《宋书·文九王传》记，景素事败，“右卫殿中将军张倪奴、前军将军周盘龙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斩之，时年二十五，即葬京口”。可知景素被杀后乃就地掩埋，故《恨赋》开头三句：“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若解作江淹直书眼前所见，并非没有可能。 (27)《燕丹子》卷下荆轲语太子丹：“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参看程毅中点校本《燕丹子》，第12—13页。而《宋书·文九王传》记：“景素本乏威略，恇扰不知所为。时张保水军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并荆楚快手，自相要结，击水军，应时摧陷，斩张保，而诸将不相应赴，复为台军所破。” (28)如曹道衡《江淹评传》认为，《青苔赋》、《恨赋》、《别赋》“不论从内容到手法都比较相像，写作时间应该也相近”；《青苔赋》作于吴兴没有疑问，《恨赋》亦当作于这一时期，“《别赋》的写作时间较难确考，而其思想情绪，恐怕也以作于这一时期的可能性较大”。《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卷，第515—516页。又丁福林《江淹年谱》引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考》，认为《青苔赋》文句多有与《别赋》相同者，但相比之下《别赋》更显生动形象，江淹没有必要在写出《别赋》之后又作《青苔赋》，故“《别赋》当出于《青苔赋》之后”。丁谱认同曹说，将《青苔赋》系于元徽二年(474)末，《恨赋》、《别赋》则不作编年，只说作于吴兴时。详见该书第107—108页。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称：《恨》、《别》“二赋流露的情调和所用的词语典实，与《倡妇自悲赋》、《泣赋》、《青苔赋》、《去故乡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当是江淹被黜吴兴之时所作。”参见该书第162页。诸家对于《恨》、《别》二赋写作时间的推断，虽不为无据，终觉粗略。 (29)何文见前注。准确些说，《别赋》所写事例应为六类而非八类。也就是说，开头分述行子、居人部分乃总述别离，不当计入；结尾“芍药之诗，佳人之歌”一段照应前文，也有别于文中所述各事。《恨赋》所写实为六类，已见前述，《别赋》章法亦然。 (30)参看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31)江淹《自序》以“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为隐居生活之必备条件，“桃李”或即指此。又本段“闺中风暖，陌上草薰”两句，也表明送别乃在男女之间，并非父母送子。 (32)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第1413—1414页。 (33)江淹被黜前一年，即元徽元年(473)所作《与交友论隐书》道：“今但愿拾薇藿，诵诗书，乐天理性，敛骨折步，不践过失之地耳。” (34)许梿《六朝文絜》眉批谓《别赋》所写依次为“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伉俪别”、“方外别”、“狭邪别”。 (35)参看丁福林：《江淹年谱》，第90页。 (36)西汉严忌《哀时命》：“凿山楹而为室兮，下被衣于水渚。” (37)“二叔”谓周朝周公兄弟管叔、蔡叔，谋反不成，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事见《史记·周本纪》；“七国”谓汉初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藩王的叛乱，事见《史记·吴王濞列传》；“麋鹿霜栖露宿于姑苏之台”为淮南王刘安谋臣伍被劝阻刘安语，事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38)关于江淹被黜吴兴原因，《梁书》不取江淹《自序》之说，谓乃江淹固求代行东海太守事致使景素大怒，遂黜为吴兴令。姑不论其是否另有所据，至少是对《自序》所言有所怀疑。 (39)《宋书》第6册，第1861—1862页。 (40)“民氏”二字当从孙诒让说，“民”为“后”之讹，“氏”为衍文，“民氏日”即后日。说见孙诒让《札迻》卷七，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17页。 (41)程毅中点校：《燕丹子》，第10—11页。 (42)除《辞笺》外，作于吴兴的《草木颂序》谓：“仆一命之微，遭万代之幸，不能镌心励骨，以报所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称：“愧金碧之琳琅，惭丹雘之照耀”，意思近似，可知江淹此心并未因被黜而改变。 (43)《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当为江淹写给建平王之作，故其用语多有与《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相似者，尤其是前半部分。 (44)据《宋书·殷淳传》，殷孚之高祖、曾祖均为晋太常，其祖、父亦官至显贵，但并非皇戚，故金枝玉叶之说，无所依凭。又江淹《敕为朝贤答刘休范书》以“惟岳降圣”称誉宋明帝，谓后废帝“文明金相，穆然玉色”，虽为阿谀之辞，却是通行的用法。 (45)程毅中点校：《燕丹子》，第10页。 (46)《史记·刺客列传》：“豫让遁逃山中，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 (47)《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7页。 (48)《南齐书·高帝纪》：“休范平后，苍梧王渐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誉，朝野归心。景素亦潜为自全之计，布款诚于太祖，太祖拒而不纳。”《南齐书》，第10页。 (49)参看丁福林：《江淹年谱》，第109—110页。 (50)“曾”谓曾子，春秋时鲁国人，以孝著称；“史”谓史鱼，春秋时卫国人，以忠著称。 (51)江淹《与交友论隐书》所说“不可韦弦者五”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之“必不堪者七”颇为类似，故钱钟书称此文乃“嵇康与山巨源之遗”(《管锥编》第4册，第1414页)。而《无为论》所拟奕叶公子与无为先生对话，亦效《卜疑》之宏达先生问卜于太史贞父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