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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沉沦》结尾部分最关键的话是这一段： 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世间那里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负心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第46页) 这种复仇的反抗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一种文本痕迹，正像如果它一旦上升为意识层面，孤独者便立刻显得无所适从，除了自杀和狂喊几乎就形不成什么实际有效的政治行动。也就是说，复仇依然属于潜意识领域的政治形态。 在作出上述分析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偷听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偷听和反抗的政治无意识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在第一次偷听里已经明显地表达了出来，而在第四次偷听里获得了更强的力度：这一次几乎是第一次偷听的复制：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他全身发起抖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第46页) 紧接着发怒的就是我们上面引过的关于“复仇”那段话。其实，隔壁的个人并没有说什么“支那人”的坏话，孤独者的愤怒完全来自于自己的想象，换句话，来自于政治无意识。偷听于是直接从政治无意识获取了内容，它在偷听自己的政治无意识!这个政治无意识截止到目前为止，本身没有实际的内容，它采取了最极端的而不是广泛联盟的姿态：孤独者连他自己的哥哥都要反抗，他实际上是在反抗一切，他要成为一个绝对的个人。这么做的悖论是，如果对于孤独者来说，只有自己绝对的自我是有意义的，那么反抗自我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反抗，他的真正的敌人也只能是这个绝对的自我，是他自身，除此之外，没有有意义的敌人——自杀，自虐和通过自杀、自虐而成为绝对的统治者的(12)。谁能说祖国不会是孤独者反对的对象呢?连自己的哥哥都要反抗，可见所有的集体经验都被孤独者否认掉了，那么即使他不反抗祖国，这和反抗祖国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他已经反抗了所有的国人：他的兄长，他的同学。但他要说他爱国，这个祖国只能是没有历史主体的崇高客体。 因此，我们说，绝对的个人、崇高的历史主体以及绝对的否定者这三个概念共同指涉的对象只能是孤独者。他靠反抗虚构了并不存在的(故而是抽象的)自我的主体，通过对自己说“不”而肯定那说“不”的自己，于是，为了维持这个所谓的“邪恶”的循环，他就一直把“不”说下去。在“不”的重复言说中没有事件发生，说“不”的自由是绝对个人的自由。(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