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偷听”是一个在现代文学里发生的文学事件，它的政治性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分析。本文将之解释为现代主体的一个特殊的姿态，一个排除集体经验以获取自我绝对性的行为，一个无事件性的事件，一个虚构的崇高历史主体的政治无意识。并以《沉沦》为个案对其中的四次偷听事件作出批判性研究，以部分地解释五四以来的浪漫主义源流中的绝对个人概念和相关的文学形式。 【关 键 词】郁达夫/《沉沦》/偷听/抒情主体 【作者简介】蒋晖，北京大学中文系 邮编 100871 一 在郁达夫早期的作品里，朦朦胧胧地勾勒出一个现代人的肖像：他敏感、忧郁、有着亢奋的精神和与之不匹配的孱弱的身体，理想远大，自视甚高却丧失行动的能力，对这个世界除了怨恨简直没有半点用处。这种形象常常被称之为现代文学里著名的零余者形象。郁达夫是其始作俑者，他的《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而最早的零余者形象就出自这本集子。 以往的研究者一直忽略了一个现象，就是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同时又是一个惯于偷听的人：他偷听他的情人和别人的调情，他是各种各样性行为的窥视者。偷听，如果仅仅是一个文学的手段，那么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里确实屡见不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就包含了许多偷听场景。仅以《红楼梦》为例，研究者冉耀武告诉我们：“《红楼梦》前八十回，简直是以偷听开始，也是以偷听结束，几乎每一回都有偷听的描写。”特别是红楼梦的故事本身就被描写为一场偷听的结果：女娲补天所遗留的无用之石，听到了一僧一道谈论人间富贵，这才动了凡心，要去人间游历一番。①在西方小说里，“偷听”也同样被广泛地使用。比如，在简·奥斯汀、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里，“偷听”经常成为故事叙述的内在动力。同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偷听”出现在现代文学里，和西方人对“隐私”、“交往的困难”、“理解的不可能”等焦虑有关，更和资本主义所生产的都市空间的特性密不可分，因此，“偷听”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事件。②五四以来，偷听这个场景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中，比如在曹禺的话剧《雷雨》、张爱玲的《金锁记》、鲁迅的《狂人日记》、赵树理的《悔》《小二黑结婚》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等。 但总的说来，现代文学作家里恐怕没有一个人像郁达夫那样沉湎于描述偷听，他的各个时期的小说都常有偷听的情节③。如何理解这个文学现象?“偷听”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手段，它不是叙事的动力、情节发展转折的契机、情景营造的技巧和增加艺术效验的种种戏剧化手法。它比作为艺术手段的偷听有着远为丰富的内涵。本文试图在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它，把它当成现代文学形式的一个内在方面。具体就郁达夫的小说写作而言，“偷听”具有双重的含义，它首先是零余者的一个显著的精神特征，其次也是一种文本的深层意识形态，是小说形式的内在模式。本文将试图揭示，郁达夫的零余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个偷听的人，这么说是因为，除了偷听他并不再主动做任何事情，郁达夫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而偷听几乎就是唯一的情节，是在小说中发生的唯一的事件，他最著名的小说《沉沦》就是靠四次偷听来讲述故事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偷听乃是现代主体生成的一个事件。那么对现代主体的分析实际上有赖于我们对“偷听”所包含的各种哲学的、伦理的和美学的意义作出详尽的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