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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文学与革命的现象。蒋光慈有一个“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创作模式的话题，更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革命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重要角色，他又是提出退党被“左联”正式开除的作家。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很少谈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纪念“左联”时也都回避蒋光慈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图简略地厘清蒋光慈短暂的人生和革命经历及创作道路，尤其寻踪作家与“左联”同生共存的人与事点滴细节，还原历史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一种意识的存在。文学与革命的纠缠中的常态与非常态呈现了蒋光慈与“左联”之关系；无论是文学家的蒋光慈还是革命姿态阶级斗争的“左联”，面对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有着“是我、非我、真我”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困惑。我如是观。 【作者简介】杨洪承(1954-)，江苏镇江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现代著名作家蒋光慈(1901-1931)又名蒋光赤，在他短暂的生命中，最辉煌的年月是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生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左联”团体诞生的思想取向、文学史的转折尤其相关。蒋光慈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乡镇，1920年前后开始文学创作，1922年在莫斯科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第一部诗集《新梦》和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先后出版。他在“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后的1931年8月病逝。 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1928年前后酝酿，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左联”的出现，反映了五四新文学以来作家群体成长的深入发展，也标志了一个激变时代社会组织高度统一的需求。蒋光慈一生创作与活动的最完美的“蜜月期”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恰恰正是与“左联”团体诞生过程相同步。文学与革命联姻的甜蜜和苦痛始终集于他们一身。蒋光慈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这些岁月既是他革命文学创作的高产期，又是他积极投身革命左翼运动的日子；既是他贫病交加、生命不断与病魔顽强抗争期，又是他经历了爱人病故、受错误路线的影响而被开除党籍的人生低谷期。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正在发生“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重大转变；经历了五四以来作家关于“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问世。蒋光慈生命和文学活动处于极大波动和人生矛盾的时候，表面看是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历史的有意无意之契合，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现代文学文化的精神历史现象，对其本质因素的辨析和历史细节的打捞，可以发现蒋光慈与“左联”聚散离合的背后有着较为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内涵，很值得我们反思文学史，重新认识“左联”这个团体的意义。 然而，当今天人们谈到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的“左联”与现代作家的关系，自然第一位的是鲁迅，现见到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次是茅盾(沈雁冰)、冯雪峰、沈瑞先(夏衍)、钱杏邨(阿英)、华汉(阳瀚笙)等。他们不仅仅是“左联”的酝酿筹备过程中的关键成员，而且是其成立后组织运作中的主要骨干成员。他们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的革命作家。将蒋光慈与“左联”联系在一起已经没有人提到了，即便作为一名有过诸多创作的作家，也是被更多人遗忘的。充其量会在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发展中，提及“革命加恋爱”创作现象的由来，一笔带过蒋光慈的功与过。 1917年只有16岁的蒋光慈走出了贫困的皖西农村——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别山山间小镇之故乡。蒋光慈以个人的人生之路，呈现了一名现代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书写了“左联”革命文学团体组织生成的独特图景。当年，少年漂泊者的蒋光慈如同鲁迅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一样，先在安徽芜湖中学起步接受了新思想，并且尝试创办进步的刊物，后自费出国经日本到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与此时在莫斯科的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文学趣味相投，结为好友，并从此开始真正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双重变奏的革命道路。1924年蒋光慈回国，也是在瞿秋白的介绍下进入了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开始倡导革命文学，教书之余的周末参与上海工人、学生运动。这期间他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就是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了配合北伐革命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为素材而创作的。蒋光慈了解起义的内情，与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也很熟悉。1927年11月，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不到半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这部小说。小说名字的确定与瞿秋白也有关系，后来瞿秋白在《学阀万岁!》文中指出“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2]，用反语肯定了小说的思想。蒋光慈《写在本书的前面》中说：“本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就是有粗糙的地方，可是也自有其相当的意义。”[3]应该说，这是至今为止最早地用小说形式塑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形象的作品。这前后，蒋光慈还与郭沫若相见，积极参与后期创造社的活动，为复活原“创造周刊”，筹划了《创造月刊》出版，又办《洪水》、《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多种有影响的革命文学报刊杂志。1927年前后，还与孟超、钱杏邨(阿英)、杨邨人等创办了春野书店，酝酿成立了以党员作家为主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翼文学的兴起，离不开蒋光慈这时期的文学活动和革命文学理论的建设。他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论文，比如他在检视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家作品以后，提出自己对革命文学家的理解：“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4]这与1925年沈雁冰写作《论无产阶级艺术》的长文同年，却用更明了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什么是革命文学。对于后来的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以及发生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蒋光慈强调：“革命文学的以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又与郭沫若同声“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但是，他在具体分析中，一再说明“在革命的作品中，当然也有英雄，也有可贵的个性”，“革命的作家不但要表现时代，并且能够在茫乱的斗争的生活中，寻出创造新生活的原素，而向这种原素表示着充分的同情，并对之有深切的希望和信赖。”[5]是否为革命文学，重要的是看革命作家是否发现了新的东西。蒋光慈的这一认识也接近鲁迅说的“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6]。由此可见蒋光慈较早参与了左翼文学理论探讨，对革命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显然，在初期的革命文学运动中，蒋光慈以他的革命文学创作和革命文学理论倡导，当然还有他的革命活动，为“左联”的诞生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 1929年初，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联席召开会议，蒋光慈到会并做了关于当前文艺运动的发言。正是此次会议为下半年举行的“左联”筹备小组会议做了一定的准备。这年冬天，在以鲁迅为代表的12人发起的“左联”筹备小组会上，蒋光慈作为成员之一介绍了苏联“拉普”纲领和组织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蒋光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而他主编的《拓荒者》也被常委会定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按照这样的时间顺序和作家文学活动的履历表，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应该与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夏衍、丁玲等革命作家共同筹建“左联”就不无相同了。蒋光慈成为“左联”文学团体生长中一名重要的革命先驱者不应该被遗忘，更因为他对深入理解“左联”文学社团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形态具有典型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