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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首先，集文学家与革命者于一身的蒋光慈，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浪漫”构成了“左联”生成的重要生命元素，也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精神资源。当年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与蒋光慈一起倡导革命文学，他是这样评价蒋光慈的：“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直接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光慈的确是这样的一种人。”[7]自然，不仅仅蒋光慈有如此精神气质。创造社的郑伯奇在回忆与“左联五烈士”时，也有相同的革命青年精神人格表述：“左联五烈士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胡也频烈士，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他满腔热情地叙说着自己的经历；——柔石烈士为人严肃持重，沉默寡言，但内心热烈、态度认真。”[8]就是“左联”的一些重要的领导者瞿秋白、冯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身上何尝不是都具备着这种“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的浪漫精神气息呢?可以说，正是一大批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左翼革命者和文学家，自觉而满腔热情投身革命，汇聚了“左联”团体生成的浩瀚的精神洪流，而蒋光慈最早最直接坦言自己是“浪漫派”的左翼革命家。“我呢?我的年龄还轻，我的作品当然幼稚，但是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9]这是1924年蒋光慈的《新梦》诗集的自序。“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让我们在太阳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10]这样热情的呼唤，是1928年蒋光慈为《太阳月刊》创刊写下的“卷头语”。“我是中国人，我的命运已经把我与我的行踪注定了。”“我应当归去，虽然我的祖国是那般地不好——”“我总是深深地相信着，光明的神终有降临的一日。”[11]1929年蒋光慈由苏联抱病回国又如是说。正是以此满怀浪漫的革命激情和理想，蒋光慈全身心地投入左翼革命文学的初期建设，共同参与和筹划了“左联”革命团体的酝酿诞生的全过程。 其次，浪漫、理想的革命文学家情怀遭遇了残酷的血与火现实，政治组织铁的纪律之规约，蒋光慈与“左联”的冲突和矛盾，聚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文学团体变异和改造的信息。“左联”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蒋光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性格特点是，一方面他作为积极宣传革命新文学运动的上海大学教师，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中坚组织者，党的上海闸北街道第三支部的成员，联络后期创造社、南国剧社，筹备成立“左联”，以及“左联”成立后的刊物编务和各种其他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据他的妻子吴似鸿后来回忆，那时“光慈在白天的工作，除了阅读，就是写稿”，“光慈在写作时，喜欢独自一个。如有人在他身边，他就写不出来，他马上把稿件藏进抽屉。”[12]而郭沫若对他的印象是：“光慈有一种奇。凡是见过他的原稿的人总会注意到它是被写得异常整齐，一个字的添改剜补也没有。”“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他的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严格地说时，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点。”[13]与此同时，作家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矛盾日益激烈，革命情势的逼迫，需要无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思想，放弃任何自我的得失。“左联”带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对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和政策，蒋光慈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即革命队伍中流行“从事文学活动不是革命”的认识，过分看重飞行集会、撒传单等政治活动。从主观上看，基于他的人格和性格使然，蒋光慈对其妻吴似鸿说“既然说我的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这一情绪带来的结果是，很快1930年10月20日，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日报》登出一条新闻：称“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遂开始动摇。”“——今蒋光赤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为肃清党内投机取巧动摇怯懦的分子，健全党的组织起见，遂开会决议开除其党籍；业经江苏党委批准。”从客观上了解，因长期的工作和写作的劳累，此时蒋光慈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他先是有胃病，后又患上了肠结核，到1931年再查出肺部结核已进入了第二期。他不得不需要休养。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的成立大会，蒋光慈正是因病未能出席。 再次，在主客观上，蒋光慈对参与其中的左翼革命运动爱恨交加，他受到党内开除处分给出的理由，是他在革命高潮时的动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组织纪律的涣散，还有就是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严重问题”。按照当年冯乃超所说“左联”在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残酷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而生成。其意义是“中国以至国际革命之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化”，“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深化”。显然，欲强加于蒋光慈身上的“动摇”、“浪漫”、“涣散”，虽有特殊年代的政治语境，但多有不实之词。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严重问题”之定量，多少更能够折射出“左联”团体在政治与文学中两难的生成困境。其一难，蒋光慈无论《新梦》、《哀中国》等的革命诗歌，还是《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等小说创作，都不无典型地代表了早期革命文学的实绩。钱杏邨是这样评价的：《新梦》“这一部诗集在当时的产生不亚于送出了‘世界革命’的信号，使左倾青年能以把握得一条光明的出路。”而小说《少年漂泊者》“可以说是普罗文学的萌芽时代的一部实录，——‘革命时代的前茅’”。[14]正是通过蒋光慈的这些创作标志了中国左翼文学在世界革命中的“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崛起。这何尝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所希望之目标呢!其二难，蒋光慈的《野祭》、《菊芬》、《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小说创作，一方面被“左联”党组说成“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资产阶级化”，[15]一方面这些作品一度广为畅销，不仅有影响甚大的普通读者，而且有一批新文学创造者也积极地效仿，对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具有积极的探索性。显然，面对“革命加恋爱”蒋光慈式的文学创作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当左翼革命文学刚刚兴起尚未有可供参考的样式，当作者自己也还处于革命文学迷茫困惑时，曾借助小说主人公(《菊芬》中江霞)的口发问：“继续从事文学工作呢，还是将笔丢下去拿起枪来?现在只有枪弹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还写什么小说干吗呢?”[16]而“左联”组织以党的话语迅速对文学做出上述政治化的判定，是针对严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之权宜呢，还是“左联”革命团体与文学家之间的无奈之举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