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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里的四次“偷听”与五四主体性问题(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蒋晖 参加讨论

    然而这段话容易引起这样的误解,仿佛好像是自然的化育洗涤了孤独者的罪愆,于是拯救了他的魂灵。这样的理解恰恰忘记了孤独者所特有的健忘的本性,即使不得到自然的化育,健忘还是会帮他了断此段孽债。孤独者是深深了解自己的这个特点的,当他说自然这次又拯救了他这个有罪之人时,他不过是为自己找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就像他对他兄长的敌意,他也害怕难以维持长久,他于是决定不沿着兄长为自己设计的道路求学,而从理科班转到了文科班,“因为他恐怕一二年之后,他们兄弟两人的感情,仍旧要和好起来;所以这一次的转科,便是帮他永久敌视他长兄的一个手段”。忘记是不需要外部条件的,而能不忘记才需要费心费力,强行搞出一套办法才行。
    关于现代文学健忘的主题是另一个和现代自我生成相关的问题,需要另外著文来单独处理,这里只是想把问题提出来,为的是提出这个观点:在自然中寻找慰藉和救赎一直不是郁达夫小说所表现的思想,尽管他的作品似乎在字里行间都表达着对自然的热爱,假如不如此,《沉沦》就应该以其他的方式结尾,就应该让孤独的主人公在田园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将世俗的污垢彻底洗涤干净。但是他不但不让他获得这份自然的闲逸,而且更有甚者,让他最后的死亡也要以跳海这惨烈的方式进行,这种死亡的形式是非中国的,中国人可以悬梁,可以投河,但投海无疑更有西方的色彩。所以在郁达夫的自然世界里,一直激荡着东西文化观的冲突,它远远不是出于文化符号之外的自然。在郁达夫的小说世界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不充满着动荡和危机的,自然也不例外,因为,它已经不能成为自然。
    当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孤独者逃亡的方向:他并不是逃向自然,一个和文明相对的系统,他逃向的自然,不过是文明的偏执:自然不是文明的反常,而是反常的幻象。社会的矛盾被暂时遮盖起来了,看上去一个和平之境到来了,这就是自然带来的幻象,而这种不真实的矛盾的消解只能基于一种抽象的原则:当把具体的事物置换为抽象的观念的时候,具体事物的矛盾性就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存在了。孤独者就是沿着这条逻辑处理他和生活的矛盾。以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孤独者生命的轨迹是沿着一条抽象的路线在行动,而抽象化才是“逃离”的真正的含义:他不是逃离了生活,而是学习在抽象的层面上把真实的矛盾处理掉,这个策略如此集中地体现在《沉沦》里面,使人觉得,自然和自然的逻辑已被如此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不能分离。
    偷听就是造成这一层层抽象现实化的一个机制。这个问题要特别说明一下。如果我们问第一次偷听和第二次偷听有什么区别,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第二次偷听和第一次偷听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再度抽象化,它使得基于种族层面的原罪意识被遮蔽起来了,使得乱糟糟的现实突然变成了清晰无比的几何图案:“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它使得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突然变成了一加一的关系:他和那个少女的关系;它使得被各种社会符码规定的少女的身躯突然变成自由的化身:是少女最先回到了其原初的自然的状态,而“他”无疑受到了这次原始回归的教育,“他”观看了全部的过程和仪式。那些在学校里风骚的和挑逗男孩子的日本少女在这仪式里变成了一道逍遥的“自然”的(肉体的)背景,正因为她成为了背景才能被看得如此清楚,正因为她本身失去了纬度,单一的看也就等同于全知的视角。所有这些都开始向抽象、简洁、黑与白、灵与肉的二元对立的方向铺陈开去。一条新的道路似乎豁然展现在眼前:少女的身体以抽象的自由开始发出召唤的光辉。⑤
    在历史众多的解释中,有一种流行的灵/肉冲突论来阐释这篇小说。成仿吾提出了反驳,认为郁达夫写得不是灵与肉的冲突,而是对爱的渴求。⑥他给出的论证非常奇怪,他认为,灵与肉冲突需要有个前提,肉欲被充分满足,也就是餍足的肉欲才会激起灵性的反动。如果肉欲本身是匮乏的,何能激起灵的反动?他认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根本就没有肉欲生活,所以小说的基本格调是爱的渴望,而不是灵与肉的冲突。按照成仿吾的逻辑,欲望满足的延迟将导致对爱欲而不是性欲的渴求,而欲望的达成(或者过度)则破坏灵/肉的和谐。在这里,成仿吾并没有否定灵/肉冲突论,不过是道出这个冲突的生理机制。
    这两种解释也许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现实,所以才会被广泛接受,但它们却不是从文本内在的逻辑线索出来的,本质上这两种解释都有着泛科学主义和心理经验主义的倾向。这样如下的问题就被忽略了:当窥视发生的时候,进入孤独者视线的到底是没有任何身份属性的纯粹自然之物呢,还是“某个”躯体,一个需要加上形容词因而也就被限定在了具体时空中的所有者的躯体?很显然,对偷窥者而言,他所看到的“身体”不光是属于女性的,而且还是“白”的和“肥”的,没有后者的形容,那赤裸的身体的属性是无法感知的。但只要是被感知的,这种“形象”就已经经过偷窥者的意识处理过了,因此经历了文化的认同。但是,无论是周作人、成仿吾还是偷窥者都刻意掩盖这个肉体所经受的文化符码的再处理的事实,而强调这是灵和肉的冲突,也就是在这个冲突中,灵和肉各自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好像是两套永远不会混淆和交叉使用的语言,两者的关系只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媒介——满足的程度——来发生关联。偷窥者似乎在那一瞬间也强迫自己忘掉这个肉体的种族身份。但是他所使用的语言却泄露了自己的潜意识,在潜意识里,他显然知道这里面的政治隐喻:郁达夫笔下的身体都是政治身体,它们被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属性规定着:妓女的身体,肥白的日本女人的身体,壮硕的农村女孩的身体,浸透灵魂哀怨的骨感的中国女子的身体,戏子的身体,不能生产的母亲的身体,和着热泪的情人的身体,所有的这些身体都被一个高高在上的眼睛怜悯地注视着。在这个意义上说,郁达夫的小说只有一个情节:他的男主人公要找到这个高高在上的怜悯注视苍生的隐秘的眼睛的视角,努力和它合二为一,在最终还没有融入那个视线里的时候,他的主人公的看只能被定义为偷看,一种堕落的和淫荡的眼光,一种疲倦的和颓废的注视,一种失去目的和定性的精神漫游。偷听只是加深了这种偷看的所有颓废和消极的意义。
    我们因此需要反对“灵肉冲突论”,这是五四时期简单的人文主义理想所带来的去政治化的阅读。《沉沦》的理想作者一直在关注孤独者的政治无意识的种种活动,一直精微地把孤独者遭遇的生理问题还原为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是我们的阅读必须进入的文本层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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