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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仔细阅读这部分，我们能够看出叙事者尽了最大努力来调节这三个冲突着的话语体系，这表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方面，孤独者的理性的能力成为叙事的重点。如果我们一开始还要为孤独者的精神状态感到担心的话，随后的故事就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他离开自己的隐居之地又漫无目的地游走时，很显然的，他是受了情欲的煎熬，要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但他最初乘着车漫游时，简直没有任何目的性，精神处于十分的迷乱状态，这个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看见了一个妓院，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在读者看来，孤独者此时性饥渴状态是一目了然的，但他似乎已经晕头转向，丧失了理智。但他的理智迅速回来了，他首先站在酒楼窗前吟了一句诗：“夕阳红上海边楼”，但等到然闻到侍女的体香而不能自已时便清醒起来，知道“想吟诗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体的心是真的了”。理智就此返回了孤独者身上，他随后就越来越清醒，可以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作出清晰而准确的判断，最后，当他喊出“祖国要强大”的话时，叙事者努力让读者相信这是一个来自于一个理性的声音。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尼采超人的理性的光彩。第二方面，孤独者的感伤的情绪主义也得到了凸现，这是这部分的第二个叙事线索。如果孤独者展现了理性之一面，他却始终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总是在感情用事，而对自己的情绪无法控制。这里面的细节非常多，比如，理性明明告诉他为欲望而来，但他依然无法控制自己，在偷看了侍女的肉体后，又痛骂自己是“畜生，狗贼，悲怯的人”等。在酒楼的不如意使他开始滥饮，这加重了他的多愁善感，以至于拍着自己的火热双颊，自言自语道：“醉了醉了!”在这一瞬间，理性的清醒和由酒精激发的混乱完全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精神状态，这个状态之所以让人觉得好奇，是因为这也应该是他最后下决心沉海的状态，也是突然间他将一切个人的问题突然归结为民族国家问题的状态。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民族主义、超人和感伤者的话语最终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坚固吗?是否随着这种状态的消失而消失? 很显然，这不完全是一个清醒的理性的状态，因此，说它是一个极度混乱的状态当不为过。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混乱的状态恰恰是叙事者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不是叙事者无能的表现。因此我们不能完全赞同茅盾的解释，因为他似乎在嘲笑作者的能力，我们也不赞同直接把结尾等同于“爱国主义”的讲法，这个解读的问题也是没有理解到，这个结尾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正是它的混乱，混乱几乎发展到了其极端形式，它和死亡话语开始迅速结合。那么如何理解这个混乱?这正是理解《沉沦》结尾的难点。 其实，造成混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孤独者进行自我理解时使用的话语的驳杂和多元，这点我们刚刚已经做了说明。好多话语纠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话语积层，层层叠叠，无法简单切割。而这些话语是从不同的历史语境、话语实践、政治斗争、文化想象中产生的，现在硬是被捏合到了一起，混乱便是必然的。没有疑问的是，这些话语本身是各种历史意识的载体，正是这些历史意识的冲撞，造成了意识层面的混乱，这就是读者一瞥之下就能看到的杂乱无章之处的原因。然而，尽管在观念层面上，我们看到了孤独者混乱的意识，但这能否等同于说，孤独者的潜意识也是混乱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历史话语冲突的背后，孤独者有没有超越历史的整体性意识?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什么意识?答案是政治无意识。何谓政治无意识?就是尚不能化为清晰的行动方案的政治觉悟。我的这个概念来自于美国学者杰姆逊(11)。政治无意识在五四那代人身上表现为一种快意反抗的“意识”。很遗憾，茅盾把它称之为江湖气。如此说来，鲁迅岂不也有江湖气了?如他的名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反抗，但是找不到反抗的主体，甚至也不清楚谁是真正要反抗的敌人，于是，反抗便无法直接转化为政治纲领，但它却存在于潜意识当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