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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于政治学视角的逐臣被逐与心态考察 屈原是上古逐臣的典型代表，《楚辞》中的多数作品既是上古弃逐文学的逻辑承接，又是弃逐文化的集大成者。深入研读屈原辞赋，分析其作品之风格和内蕴的人格，总结弃逐文学从屈原到贾谊的发展、嬗变及其意识倾向的异同，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长期的被逐经历和置身逆境的生命体验，凝聚成了“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极平常极变幻却自然天成”的屈原人格和屈赋风格。通观全部屈赋，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逐臣自我形象的刻画：都重复着一个基调，即无罪被逐导致的悲怨情感的抒发；都向往着一个目标，即与君再度遇合及“美政”理想的追求。由此展现出一种超迈前人的沉郁缠绵之情、劲直峻伟之志、清奇高远之气。可以说，抒发真情，突出个性，表现自我，借助比兴、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开拓广阔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营构完整而宏大的象喻系统，既是屈原人格得以展现的前提条件，也是屈赋风格形成的直接原因。[14] 作品的伟大建基于作者生命力的顽强和精神的超卓。屈原被逐后身处逆境，不屈不挠，坚持固有信念，高扬峻直人格，执著追求理想，愤怒揭露、抨击黑暗现实和无耻党人，深深眷恋邦国，终至以死殉志，由此凝聚成一种深沉博大的执著意识。用清人吴世尚《楚辞疏》的话说：“《离骚》反复二千余言，原不过止自明其本心之所在耳。原之心乎楚，存殁以之，所谓天不变此心不变也，天变此心亦不变也。故余于《离骚》止概以三言，曰不去，曰死，曰自信。”这里的“不去”、“死”、“自信”，便是对其执著意识的最好揭示。屈原政治悲剧的实质无疑缘于他刚直不阿之性格、执著追求理想之精神与昏昧专制之君主间的必然矛盾，但在表现形式上，却直接导源于郑袖、子兰、上官大夫等一批党人的挑拨离间、造摇诽谤。也就是说，本是因了以摧残人才为特征的专制制度和作为此一制度之核心、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的君主，群小党人才有了夤缘附势、打击直士的可能，屈原才会被放逐荒远；可是，由于群小党人作为君主与屈原之间的中介，一跃而成为矛盾在表现形式上的主要方面，遂使得君主专制这一实质上的主要矛盾被遮掩起来，屈原的被疏被放也就自然成了党人群小从中作祟的结果。唐人李德裕《汨罗》诗所谓“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便成了屈原遭贬后的主要心态以至后世众多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共识，而屈赋所表现的主题，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再重复出现的忠奸之争。 与屈原九死未悔、体解不变的信念持守和顽强抗争、执著追求的精神相比，贾谊的执著意识明显要弱一些、浅一些，他在执著的同时，意识中已含有浓郁的超越情调。若仅就悲剧的形式原因加以考察，则贾谊的长沙之贬无疑与根深柢固的嫉妒才士的习惯势力直接相关，而周勃、灌婴等人便是这种势力的突出代表。究其本心，亦不过发泄不满和私愤，而非有意干乱国政。准此，贾谊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性质便更多地表现为新旧之争，而非忠奸之争。贾谊与屈原的显著不同处，则在于他将人生关怀的主要目标由社会政治转向了自我生命，将外向的社会批判转向了内向的悲情聚敛，将忠奸斗争的悲壮主题转向了一己的、文人普遍具有的怀才不遇。[15] 从屈原到贾谊，虽不剧烈但却清晰地显示了弃逐文化在执著与超越间游移演进的轨迹，而屈原和贾谊，则有如弃逐文化史上的两座峰头，既标志着放子逐臣在生命沉沦过程中不尽相同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代表了忠奸斗争和感怀不遇这样两种不无区别的主题及其价值意义。而从最终归趋言，他们身遭放逐后要求回归的强烈意绪，却是别无二致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