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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文献学视角的《诗经》弃逐诗考察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将中国上古文化予以形象展示的文学宝藏。在其所存留的305篇作品中，即有若干表现弃子、逐臣和弃妇的篇什，故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然而，在这些篇什性质、内容及作者等相关问题上，长期以来聚讼纷纭，错杂多端，形成了一个个舍之不忍、取之无径的学术难题。同时，研究者长期以来多围绕《诗经》弃妇诗作文章，而相对忽视对其中弃子诗、逐臣诗的考察，诸如《小雅》中《小弁》、《四月》诸诗，少有专文论及；而在对弃妇诗的考察中，虽然相关论文达百余篇，但多从前人给定的弃妇“事实”出发，进行思想内容方面的分析、鉴赏或比较，而较少就弃妇诗之准确界定、弃妇诗之类型、性质、篇数、真伪等展开细致辨析。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小弁》、《四月》之本义以及弃妇诗之三种类型进行新的探索，以为上古弃逐文学的整体考察奠定基础。 《小弁》是《小雅》中的一篇名作，考察关于其作者及本事的几种观点，“伯奇”说存在着文献上的重大不足和难以自圆其说的若干问题，“太子之傅”说因缺乏文献支撑及非亲历其事的代言特点而难获认可，至于新出的“弃妇”说，也因举证不力、忽视重要文献及《小弁》中一些关键话语和情节，而形成解读上的若干盲点。从文献、文本、事理、训诂诸层面看，“太子宜臼”说最具说服力，而《小弁》也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具有本事支撑的弃子逐臣作品。[6] 《四月》也是《小雅》中的一篇重要作品。自汉至明，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缘于《毛诗序》的大夫遭乱刺幽王说，及缘于据称是鲁诗说的孝子行役思祭说。到了明清之际，才有学者将该诗与逐臣挂起钩来。考察传统诸说并辨析文本，可确定该诗当属逐臣南迁之作，前人所谓孝子行役思祭说在诗中缺乏足够的内证。退一步讲，倘若一定要说这位诗作者是行役者，则此行役者也是因遭他人构陷而被从重发落的行役者，其身份已与逐臣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毛诗序》揭示的“大夫刺幽王”的义旨，虽然在诗句中时有显现，但就整体而言，却丝毫不能改变全诗因身遭弃逐而“惟以告哀”的主导倾向。[7] 至于《诗经》中11首疑似弃妇诗，依据古今论者的意见及相关史料，可将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氓》、《邶风·谷风》、《中谷有蓷》、《白华》以及《江有汜》，这五首作品都或详或略地反映了夫妻关系，都有妇人被弃的描写，应属可以确定的弃妇之作；二是《遵大路》、《日月》、《终风》、《我行其野》、《小雅·谷风》诸诗，从文本、后世评论和相关史实诸方面看，都不尽符合已婚或离开夫家这两个构成弃妇的基本条件，甚至所写本非弃妇事件，故均不宜列入弃妇诗之列；三是《邶风·柏舟》，因主“不得于其夫”和“仁而不遇”之两种观点均来源甚早，而且从史实和文本上较难寻觅支持其中任何一方的确证，故权且将之视为“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