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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文化学视角的弃逐诗之关联与发展嬗变考察 弃子、弃妇、逐臣诗“事异而情同”，“切悼沉忧，古今一体”，[9]具有人物角色、事件性质可通约、转换的显著特点；在弃子、弃妇、逐臣现象的背后，则深隐着以阴阳观念为内核的民族文化意识；至于弃逐文学自身的发展，又使其同一体类或不同体类间相互影响、后先承接，展示了一个动态演进的发展脉络。然而，对这种三位一体、紧相关联的弃逐文化现象，古今论者均乏深入、系统的论述。相较而言，古代学者虽偶有真知灼见，但所论多为言简意赅的印象式批评：当代学者在论述方式上虽更具学理深度，却因缺乏系统观照而见木不见林，不少文章流于单一、片面。举例来说，近今学者的相关论著分别集中在对《诗经》弃妇诗和《离骚》、《九章》等逐臣诗的考察方面，却少有关注《楚辞》与《诗经》、逐臣与弃妇间之后先承接、文化关联的。换言之，弃妇是弃妇，逐臣是逐臣，在诗、骚两大文学体式之间，本应具有的以弃逐为纽带的文化关联似乎被人为地切断了。当然，也偶有明眼者看出了二者间的某种关系，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意见，如李金坤《〈风〉〈骚〉“弃妇情结”探论——以〈氓〉、〈谷风〉、〈柏舟〉与〈离骚〉为中心》①一文，即围绕“弃妇情结”，考察了存在于《诗经》之《氓》、《谷风》、《柏舟》与《离骚》等作品中“以男女喻君臣”的文学表现及其异同，论述了屈原发扬《诗经》比兴传统，为后世悲士不遇文学主题开启新径所作的贡献。然惜乎此类文章太少，而且即就此文言，由于作者更重诗骚异同之比较，相对忽略了对《诗经》诸作特别是《柏舟》的文本分析，忽略了相关史料的仔细甄别与合理使用，致使论证过程稍嫌粗略，所得结论也缺乏更有力的学理支撑。与此稍有不同，对《离骚》君臣男女之喻的研究论著，可谓彬彬大盛，其中近今论著较具代表性者，有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潘啸龙《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离骚〉的抒情结构及意象表现》，赵逵夫《离骚的比喻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貌问题》诸文。虽然这些文章的观点并不一致，在论据的撷取和论证的方式上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其致思方向和部分结论却颇具启发性，适可成为我们考察逐臣诗与弃妇诗之关联及《离骚》象喻范式的基础。事实上，从《诗经》到《楚辞》，弃逐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弃妇诗对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体逐臣诗有影响，而且《诗经》中的弃子诗、逐臣诗都对《离骚》有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弃子向逐臣的过渡，弃妇与逐臣的互涵，弃子、弃妇与逐臣文化形态的关合，都在此一过程中日趋明朗地呈现出来。因而，在前人基础上更为深细地解读文本，辨析弃妇诗的具体情态和共性特征，寻找弃妇与弃子、逐臣间的异体同构和文化关联，进而考察其对《离骚》之影响及二者间的承接转换，便是一件足以引人兴趣且极具意义的事情了。 通过考察可知，《诗经》中以《邶风·谷风》、《卫风·氓》、《小雅·白华》为代表的弃妇诗虽然在婚姻形态、人物特点以及所反映的被弃过程等方面不无差异，但在表现婚姻生活中妇人受制于其夫、难以把握自我命运、最终因色衰被弃一点上，却是相同相通的；而男性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好色而喜新厌旧，第三者为争夺一己利益而进谗蛊惑，则构成弃妇诗的三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也同时表现在与弃妇诗类同的弃子、逐臣诗中，也就是说，夫、父、君和妇、子、臣虽身份各异，但在其所组成的夫妻、父子、君臣这三对关系中，却存在着一种极其相似的结构形态，一定情况下，妻的身份可以置换为臣、子，夫的身份也可以略同于君、父，由此形成夫妻、父子、君臣间角色的互通互换，亦即异体同构，并作为理论形态凝定为汉儒倡言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0] 当然，如果细细分辨，夫妻、父子、君臣三种关系又是有所不同的。其中父子关系是前定的，不可改易的；而夫妻、君臣关系则是后定的，是可以更改的。由于前者具有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结，因而，即使子被父弃，相互间仍然心存斩不断的系念，被弃者也存在明确的回归希望；而后者由于缺乏血缘纽带，故导致被弃事件更容易发生，发生后回归的希望也较为渺茫。换一个角度看，子的地位和属性是可以变化的，其由子而夫、父乃至君，由早期属性之“阴”而至后期属性之“阳”，存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妻、臣的地位和属性是不会变化的，即使夫、君亡故，他们仍改不了属“阴”的、依附于人的身份。就此而言，夫妻与君臣、弃妇与逐臣间更多相似性，其异体同构的特征也更为明显。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早在春秋时代对弃妇诗的解读中，即已存在借夫妻以喻君臣，由本义向象征义作多元引申的阐释方式，其中以对《谷风》、《氓》二诗的解说最为典型。循此以往，逐渐形成男女君臣之喻的传统，并对骚体逐臣诗《离骚》发生了显著的影响。[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