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周民族的始祖和中国历史上的早期弃子，被命名为“弃”的后稷在弃逐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生民》篇提供的“履帝武敏”之有感而孕、“先生如达”之初生形状等关键细节，当为后稷被弃之基本原因。而在后稷之三弃三收故事中，则存在着一种颇有意味的规律，即抛弃与保护并行，抛弃之地越远恶，所受保护越充分。由此呈现出两个要旨，即磨难和考验的必然性，借助磨难而显示的生命的神异性。同时，在抛弃行为的施动者、受动者、救助者三方外，还隐藏着一个具有更大法力的上帝的身影，后稷的被弃和获救，都与上帝有着潜在的关联，某种意义上，后稷就是上帝的一件作品，由此见出最高权威在弃逐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进一步分析，此一充满神秘色彩的远古传说实质上是围绕一种关系或契约的破裂和修复展开的。后稷的一弃再弃直至三弃，揭示了一种亲子关系的破裂；后稷的最终获救并被母亲抱归，则预示了亲子关系的修复，一种正常契约的重新达成。由此展示的从抛弃、救助到回归的主线，作为其基本情节模式，便清晰地呈现出来。[1] 如果说后稷之弃是中国历史早期弃逐故事的代表，那么，与此相关的卵生遭弃而获救者如徐偃王、东明、朱蒙的故事，以及非婚生遭弃或其他原因遭弃而获救者，如楚国大臣子文、著名神射手后羿、西域匈奴昆莫被弃而获救的故事，便形成其有力的辅翼；如果说中国上古时期存在的弃逐故事多具卵生特点，被抛弃的地点多在街巷山林，出现的救助者多为鸟兽，最终结局多获得认同并回到父母身边，那么，亚、欧诸国大量存在的弃子传说，则多具神谕特点，被抛弃的地点多为河流大海，出现的救助者多为下层民众，最后的结果多通过战斗取得权力。通过这些差异，可以见出东西方民俗、信仰、文化、地理之差别，而通过其故事结构形态、情节展开顺序、事件因果关系等方面之趋同，则可见出东西方弃子故事共有的某些规律。更重要的是，这些弃子大都成为日后的英雄，具有人、神并包的特点，由此形成影响后世至为深远的英雄弃子型神话或传说。[2] 神话的本质在于对人类生存结构的模拟，东西方弃逐神话或传说的本质亦在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命运之对立的反映。弃子故事的核心是关于人类命运的特殊展演，而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弃子从始被抛弃，到他者救助和自救，再到最后的回归或对回归的强烈渴盼，则以具体个案凸显了弃逐文化的核心内涵。由此内涵构成的编码信息，不仅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同类作品中反复出现，而且也在后世无数流放、贬谪作品中反复出现，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它的集中度和深刻度，赋予它作为原型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和感发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