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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研究方法有所更新 和前十年相比,近年来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方法更多,也更系统,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2.3.1利用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材料 古汉语词汇研究方法渐趋丰富,早期研究主要采用传统训诂的排比归纳方法,现在方法更为多样｡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分析词语发展,并且利用方言这个语言的“活化石”｡王建设《<世说新语>语词小札》(《中国语文》1990.6)就已开始关注方言,但早期还比较少｡ 周志锋在文献与方言结合方面做得较好,值得关注,《近代汉语词语选释——方言佐证词义举例》(《语言研究》1995.2》､《吴方言与明清白话著作语言互证研究》(《语言研究》2002.3)等文章利用吴方言考释近代汉语词语｡郭芹纳《说“打嘎”》(《中国语文》1995.1)､《释“杌子”》(《中国语文》2004.2)结合了关中方言｡曾昭聪《明代歌曲释词三例》(《中国语文》2003.6)参考了《汉语方言大词典》,蒋宗福《释“隐”》(《中国语文》1998.3)结合了四川方言｡范崇峰《从洛阳方言角度释<论衡>词语三则》(《中国语文》2004.2)结合了洛阳方言,说明越来越多的文章都开始关注方言这个活材料｡ 邢公畹《<诗经>“木”字说》(《中国语文》1991.6)利用少数民族语言’这也值得引起重视｡黄树先在《语言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多从类型学角度研究词义,探讨词义理据问题,如《古训旁证》(《语言研究》1990.2)､《诗诂旁证》(《语言研究》1991.2)､《说甲骨文“帚”》(《语言研究》1992.1)､《“馼马”探源》(《语言研究》1996.2)等文章,均引进亲属语言和其他语系语言,扩大研究视野,寻找共同的词义理据｡作者还对比藏缅语､侗台语等语言研究核心词,如《说“手”》(《语言研究》2004.3)､《汉语核心词“我”研究》(《语言研究》2007.3),视野开阔,研究角度独特｡ 2.3.2注重构词理据和词汇系统 前十年较少讨论古汉语词汇的构词规律和理据,近十年,学者们开始关注这类问题｡王云路､张凡《释“踊跃”及其他——兼谈词义演变的相关问题》(《中国语文》2008.3)不仅考释“踊跃”,还从认知角度解释了词语词义产生途径,文章认为汉语中喜怒哀乐常常和四肢活动相联系,并列举“喜跃”､“欣悦”等词语作为旁证,使推论更严密｡文章从词语结构出发,推究词义产生的深层原因,揭示了汉语中表达情感的词常与动作词搭配在一起的原因｡作者另有《试说翻译佛经新词新义的产生理据》(《语言研究》2006.2)—文通过讨论佛经中新词新义的产生方式,说明了佛典新词新义也多是汉语固有词语含义的引申或扩展,说明在利用汉译佛经时既要重视’又不能过分夸大其影响｡ 2.3.3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 从第一部分不难看出,近十年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有语法化､认知语言学､梵汉对勘､方言比较等｡很多学者学习､借鉴新理论,并且重新审视传统理论,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王云路《试探韵律与某些双音词的形成》(《中国语文》2007.3)从韵律学角度探讨构词｡李明《从言语到言语行为试谈一类词义演变》(《中国语文》2004.5),概括了“再见”､“不审”､“起居”等“从言语到言语行为”的演变规律,并且和古汉语中意动用法相对比,从认知和跨语言角度去总结该类词的演变规律｡利用新方法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宽了思路,使古汉语词汇研究更系统,也挖掘了一些更深层次的规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