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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对其他新材料的利用 王云路《<太平经>语词诠释》(《语言研究》1995.1)､王敏红《<太平经>词语拾零》(《语言研究》2002.1)､连登岗《释<太平经>之“贤儒”､“善儒”､“乙密”》(《中国语文》1998.3)是对道经的释词｡华学诚《从郭璞注看晋代方言词汇》(《语言研究》2002.3)分析､归纳了近300条郭注中晋代方言词语的地域分布､构词方式等,为汉语历史词汇及方言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角度和丰富的语料｡陈伟武《车王府曲本语词札记》(《中国语文》1990.3)是对新发现的近代曲本语词研究｡刘君敬《<逆臣录>词语考释四则》(《语言研究》2009.2)对明代文献中的新词新义做了考证,补充辞书｡ 出土文献中除了敦煌材料,学者们也关注了吐鲁番文书｡颜秀萍《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的物量词例释》(《中国语文》2001.2)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随葬衣物疏词语进行了考释｡还有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书疑难词语考辨》(《中国语文》2007.3)｡ 王贵元《秦简字词考释四则》(《中国语文》2001.4)､《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中国语文》2007.3)考证了秦简字词,唐钰明《据出土文献评论两部辞书释义得失三则》(《中国语文》2003.1),利用商周铜器铭文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等出土材料,对辞书的失误进行了订正｡曾述忠､储小旵《<隶释>释词》(《语言研究》2005.2)､宋闻兵《“捉漏”考略》(《语言研究》2007.1)都利用碑刻资料研究词汇,宋闻兵考释的是苏州碑刻博物馆藏的清代的账单碑中的词语,利用方言比较,对方言词典和语文辞书有所补充｡ 异域汉语文献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冯良珍《变体汉文文献中的词义异变举要》(《中国语文》1999.3)利用《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两部日本变体汉文文献,寻找到变体汉文用词所存在的与汉语词义“异变”的地方｡这也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材料｡王丽萍《<参天台五台山记>语词初探》(《语言研究》2006.2)发掘了日僧成寻入宋旅行日记的语言价值,《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包括一些日语对汉语词汇的注释,对研究宋代语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继续关注｡廖礼平《论近代汉语西源外来语》(《语言研究》2005.2)利用明清时期西方人用中文撰写的著作､当时的翻译著作和中国人出国所写的日记等,研究近代汉语中来源于西方的外来词,这项工作不仅有助于研究外来词,也有助于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 日中学者对官话课本有所留意｡濑户口律子､李炜《琉球官话课本编写年代考证》(《中国语文》2004.1)､《琉球官话课本中表使役､被动义的“给”》(《中国语文》2007.2)二文利用了琉球官话课本,这方面的研究尚可作进一步的拓展｡ 2.2.3对材料的综合利用 由于数据库等现代手段较为普及,检索资料比以前方便,因此,和前十年相比,现在文章可利用的语料更丰富,如史书､小说､诗词曲赋､佛经和出土文献等｡真大成《也说“博换”》(《中国语文》2006.6)综合方言､佛典､史书等,还考察由“博”组成的其他同义词语作为旁证,举例丰富,论证有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对简帛､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考察,还有对最新出土文物的考证｡毛远明《释“忏懷”》(《中国语文》2008.4)从《文物》､《考古》等期刊的考古报告中发现问题｡《释“破券”､“破莂”及相关的一群词语》(《中国语文》2009.3)利用新出土历代碑刻契券作为实物证据｡两篇文章都是从最新出土文献中积累材料,发现问题,并且体现了作者关注考古,注重新的出土材料,视野广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