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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目漏洞何以生成？ 古人论及关目漏洞，有其形式与内容上的依据，然一些依据在今天看来需重新评定。譬如李渔论《琵琶记》的关目漏洞，其中一条依据是古代女子的贞洁观，这当然与李渔药人寿世、救苦弥灾[42]的教化观有关，然且不论因隐藏在这一标尺深层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而使其难以成立外，单就以贞洁观修改关目本身而言，李渔的做法便存在明显的不足。该剧“千里寻夫”一节被李渔指斥为漏洞百出的关目，认为五娘只身千里寻夫存在不少让别人有机可乘的危险，倒不是担心其生命安全，而是担心其贞洁会因之而不保。依着封建伦理的规定，李渔对其作了改编，让“只身”的赵五娘有了一个同伴小二，然而，李渔万万想不到的是，依其批评原则与欣赏标准，这样的修改依然有着漏洞，恰如梁廷枏所戏谑曰，“不知男女千里同途，此中更形暖昧”，认为其不过是“矫《琵琶》之弊，而失之过”[43]，新的漏洞反而更有可能促成李渔担心之事的发生，可谓顾此失彼，南辕北辙。实际上，李渔所谓的这一情节上的漏洞恰恰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高明的《琵琶记》通过赵五娘“糟糠自厌”、“祝发买葬”、“描容画像”、“千里寻夫”等经历，刻画了一个勇于自我牺牲、敢于承担苦难、纯洁朴实、善良待人的民间妇女形象，“千里寻夫”的关注点不在“千里”之途力保贞洁，而在不辞“千里”之远与劳顿执著“寻夫”上，如此安排恰恰有利于勇于也肯于担当的赵五娘形象的塑造。 清人毛声山便高度称赞《琵琶记》“有针线”，认为其并不存在关目情节上的疏漏，一些看似不合理处，实则蕴含着作者高明的灵心慧性。李渔和毛声山都支持戏曲关涉教化，都视传奇为寓言，都认为不必尽有其事，然二人对《琵琶记》关目情节的评价却截然不同，李渔从戏曲演出的角度出发，更看重戏曲对观众的教化功能，据此将赵五娘只身千里寻人视为漏洞，毛声山从阅读接受的角度出发，更偏爱其中所张显的韧性品格，据此以宽容的态度理解了这一关目，二人观点的分歧在于对作品关目之“幻”之尺度与“情”之方向的把握不同，尤其是对于后者的理解，这便关涉到戏曲关目及关目漏洞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再现与表现。 从戏曲生成与发展的角度看，萌芽阶段的戏曲，其汇集的元素还相对少，表现形态也比较单一，至宋金戏曲形成后，聚集于其身的元素越来越多，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杂技、武术，均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并以歌、舞、说多种形式共同演绎一段故事。元代杂剧的篇幅还比较短小，至明清传奇，其篇幅越来越长，情节也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戏曲本体什么样的审美规范，便成为戏曲理论家面临的一个问题，而诸种思考也渐次纠结到一个矛盾上来：史传与诗学各自的审美传统矛盾如何在戏曲身上达到统一。戏曲是叙事艺术，史传传统是其有效的依凭，然而与西方自亚里多德以来一以贯之的叙事传统相比，中国的叙事艺术相对稀缺，叙事理论相对贫弱，倒是诗歌艺术非常充颖，诗学传统相对丰赡。而诗歌偏爱表现，经史却侧重再现，戏剧学在建立审美规范时便遇到来自这两方面力量的撕扯与牵拽，戏曲创作亦如是，一方面要设置情节与讲故事，另一方面又要发抒情志，于是，叙事与抒情便随着各自张力的变化而再现与表现，当二者达到有机统一时，好的戏曲关目便出现了，当认为二者未达到统一时，关目漏洞便出现了。这是关目漏洞形成的深层原因之一。 关目漏洞的形成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即在对真、善与美是否统一的理解上存在分歧。评价关目漏洞需有一个理论尺度，也即给它一个比其自身更大的理论视野，我们不妨从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追求论起。一般而言，对文艺作品的审视有三个维度：真、善、美。“真”关涉历史理性，关注的是文艺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规律，是否依循特定历史条件下最高真实的叙事逻辑，追求的是艺术真实；“善”关涉主观理性，强调文艺能够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具有正面意义，提供正面能量，使其心满意足，遵循的是情感逻辑，追求的是情感评价尺度的完满；“美”关涉形式理性，强调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形式创造，遵循的是演绎逻辑，追求的是形式对内容的完满表达及二者的统一。好的戏曲关目在“真”、“善”、“美”三个维度上应当是统一的，然而在如何才算三者统一的看法上却存在着分歧，于是关目漏洞便形成了。《鲁斋郎》一剧，包拯将鲁斋郎名字改为鱼齐即杀了，若纠缠于包拯可不可以篡改当事人姓名，则有不“真”之嫌，然以其中所渗透出来的包拯的智慧，观众因坏人终于得到惩治而快意，以及形式创造的角度看，这恰恰是真、善、美统一的佳作，是好的关目漏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