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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西晋末年永嘉丧乱到隋朝统一南北，北方地区文学的发展是如何从遭到巨大破坏的境地逐渐走向复兴，成为通向隋唐文学的关键一环的?南朝文学的北传，曾是这个问题的常见答案。然而，纵观整个十六国北朝文学发展脉络，外部因素并非是推动其文学力量复兴的根本原因，它的内在生机是在其本土的乡里社会中孕育的。乡里坞壁对西晋末年文学的存续之功，北方乡里社会中的中下层士人与胡族政权之间的文学互动，三长制推行后繁荣的乡里私学为北朝培养的大量寒族士人等，是这一文学发展机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要素。乡里社会塑造了北方文学，它的“底层性”所凝结的精神价值，是其超越南朝文学的重要方面。 关 键 词：乡里社会/乡里士人/文学力量/底层性 作者简介：蔡丹君，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西汉甘泉祭祀仪式的文学影响——从“采诗夜诵”到甘泉诸赋》等。 从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前期，北方地区的城市反复遭到战乱的破坏。“还居乡里”是当时史料中的一个高频词，它意味着人们从城市中退出，回到乡里社会的生存空间之中。还居乡里后，人们依然会从事私学讲授、校订文籍、文咏自娱等文化活动；而另一些此前居于乡里的中下层士人，则通过与胡族政权合作走到历史舞台的幕前，成为推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的主体。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旧都的重建为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空间，吸引士人从乡里社会来集中。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时期，这一趋势更见加强。与此同时，乡里社会之中的文化传承并没有中断，它仍然是朝廷发生政治动乱、军事政变等不安定事件之后的“还居”之地，也是向城市输送人才的根据之地。可以说，十六国北朝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使得乡里社会始终是北方文学发展的稳定的栖息地。 从乡里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十六国北朝文学的发展，将引出一系列的问题。本文通过总结乡里社会对十六国北朝文学发展的几个关键作用，来概括性地阐释从西晋末年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文学发展结构，究竟是如何在“还居乡里”之后逐步走向复兴，又对文学本身产生了怎样的重要作用。 一 “还居乡里”：西晋末年北方文学的存续 自西汉时起，文学发展的主要社会空间是城市。长安、洛阳和邺下曾是诸多文人的集结之地，也是重要文学作品的产生之地和描述对象。但是，一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以及紧随其后的“五胡乱华”结束了文学在北方地区的城市发展之路。太安二年(303)，张方乱洛阳①，西晋政局急转直下。这一年，陆机、陆云为成都王司马颖所害(《晋书》卷五四《陆机传》，第5册，第1480页)，诗人孙拯亦死于狱中(《晋书》卷五四《陆机传附孙拯传》，第5册，第1481页)。左思携眷远避冀州(《晋书》卷九二《文苑传·左思传》，第8册，第2375页)。张载在长沙王司马义请为记督之后即“归还乡里”，其弟张协则以乱屏居草泽，“属咏自娱”(《晋书》卷五五《张载传附协弟亢传》，第5册，第1524页)。至如其他文人如王嘉、郭文等相继选择隐逸于山中。永嘉五年(311)六月，王弥和匈奴刘曜的军队攻入洛阳：“(刘)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楙、尚书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书闾丘冲、袁粲、王绲、河南尹刘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晋书》卷五《孝怀帝纪》，第1册，第123页)洛阳可谓遭到彻底的摧毁。永嘉七年(313)，晋孝怀帝被刘聪毒杀，与他一同遇害的，还有不少从洛阳逃亡而来的旧臣和拥立者(《晋书》卷五《孝怀帝纪》，第1册，第123页)。建兴元年(313)晋愍帝在长安建都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第1册，第132页)，许多大臣及其家族，在西晋与胡族的对抗战争中死去：曾经日食万钱仍云无下箸处的何劭一族夷灭殆尽(《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4册，第994页)。潘尼避于成皋坞壁之后病死(《晋书》卷五五《潘尼传》，第5册，第1011页)。挚虞流落荒野，捡拾橡果充饥，最后悲惨死去(《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5册，第1419页)。而幸存下来的文人，从此销声匿迹，隐没于更为偏远之处。 关于北方地区文学力量流散的方向，人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第6册，第1746页)。文学史关注南渡者更多，是因为在这批有避难能力的士大夫中有着较多的文学精英。事实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至少有大批流民是“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②。而在胡族统治者所占领的地带，大量的北方士人委身于类似战争夹缝的坞堡之中，“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③。 乡里坞壁除了必须保障坞壁内人们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虑宗族内部文化传统的延续。大坞壁中往往重法明礼，甚至有“兴举学校讲授之业”之举④。西晋末年的坞主要么是武力强盛的堡坞主，要么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或者二者合一⑤。如庾衮自八王之乱后从洛阳回到家乡，领“禹山坞”。庾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他在这个坞壁中建立了一些礼仪制度(《晋书》卷八八《庾衮传》，第7册，第2283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了庾衮所撰写的《保聚垒议》二十篇⑥。这属于兵家类的书籍，纯文学价值可能不高，但它能说明在坞壁之中同样可以进行创作。坞主李矩有两则短文存世，皆戎旅间作。一为书信《敕郭诵》，只存数语⑦，乃军旅文辞，无意于词藻雕琢；另一为四言祷辞《祷子产祠》，云：“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全晋文》，第2086页)东晋建武二年(317)，李矩打算夜袭刘聪从弟刘畅，但士卒有所恐惧，于是以巫师在子产祠中祷告，并扬言“子产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气(《晋书》卷六三《郭默传》，第6册，第1709页)。虽然用词直露无文，但亦可显示作者的慷慨郁愤。 当时流民坞壁之中还有西晋旧臣刘琨和卢谌。永嘉元年(307)被封为“并州刺史”之后，刘琨在并州地区招纳流民反抗胡族，具有流民坞壁坞主的特点(《晋书》卷六二《刘琨传》，第6册，第1687页)。期间，刘琨的侄子卢谌自刘粲处奔刘琨，二人多有唱和。刘琨在《重赠卢谌》中撰写了一段序言⑧，慨叹“今是而昨非”，反思少年壮志时“远慕老庄”“近嘉阮生”时的虚无，而在“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的现实面前，“块然独坐，则哀愤俱至”。序文中提到自己“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这或是因为客观的战乱环境所致，或是因为战乱时期主观上不再有诗兴——其中原因虽然杂陈，但无不与乱离相关。乱离之中，北方文学开始反思并挥别玄虚的精神生活，从此着力于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注；而南朝文学则是继续在玄思的道路上探索，沉溺于陌生、毓秀的南方山水给他们带来的惊奇。刘琨的这些反思，其实关系到南北朝文学的分野。另外，还有《重赠卢谌》诗则写到了作为流民坞主带着人们连夜逃亡的故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52页)。卢谌的《答魏子悌诗》中谈到坞壁乡曲之恩义，落笔时情感深重，体现了流民坞壁复杂斗争形势给当时文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884页)。这些诗歌皆与当时战争地带坞壁夹缝中的生存紧密相关。 在末代乱局中，以凉州为中心河西地区对西晋文学的存续独具特点。当长安受到巨大破坏时，“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独凉州安全”(《资治通鉴》卷九○《晋纪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册，第2842页)。河西地区暂安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文化之存续。河西又有乡里社会空间上的优势，那里不但是坞壁的起源之地，也是晋末坞壁分布最为稠密的地区⑨。河西文人多来自河西著姓，河西著姓多出于乡里坞壁。如阴氏、宋氏、氾氏、令狐氏、索氏等诸大姓，多居于敦煌。作为坞壁首领的坞主，实为乡里豪强。前凉时期的凉州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宗族聚居以及相互往来，形成了一个互相师承、彼此教授的文化发展机制。这个体制在晋末乱世不但没有打破，而且因为一些士人自京师返回凉州乡里，而进一步加强。如索紞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善术数占侯”，“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紞占问吉凶，门中如市”(《晋书》卷九五《艺术传·索紞传》，第8册，第2494页)。又有敦煌人氾腾，“举孝廉，除郎中”，去官还家后散家财，以琴书自适(《晋书》卷九四《隐选传·氾腾传》，第8册，第2438页)。返回凉州地区的士人，对于乡里社会中的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凉州本土势力之间互相依赖，其乡里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保证了凉州地区实现文化发展之自足。晋末凉州乡里著姓参与扶持了晋愍帝政权，前凉时期长期使用西晋建兴年号，自居为西晋遗民。受此影响，凉州地区的文学也颇具遗民特质，保留了西晋时期的一些文学传统，且贯穿了整个“五凉”时代⑩。 西晋末年的坞壁之中还产生了一些民歌，主要分为歌颂坞主和描述参考的坞壁战争生活两类。如永昌元年(322)，民间为抵抗刘曜的流民坞主陈安作《壮士之歌》(《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第9册，第2694页)。建兴元年(313)祖逖北伐，至中原后，集耆老置酒宴，座中人为之作《豫州歌》(《晋书》卷六二《祖逖传》，第6册，第1696页)。因坞壁作为人们避乱的场所，常常发生小型军事防御战争。如《隔谷歌》曰：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157页)这首诗反映了一位困在隔谷坞城之中、弹尽粮绝之人的绝望与恐惧。前赵时期，困死坞壁是较为多发之事，《隔谷歌》所描写的情况正是当时史实。《十六国春秋》载有王广故事，可与《隔谷歌》相参看： 王广，永嘉之乱聚族避世，仕渊为西扬州刺史鲁阳侯(一作并州)，及聪嗣位，蛮贼梅芳扇动山夷攻围广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绝，鸡犬雀鼠靡有……城陷被禽，孑遗将士相枕而死者五十人(一作五千)。(11)这其中描述的惨烈场景，几乎和《隔谷歌》所述内容别无二致。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民歌，同样是西晋末年文学获得存续的表现。 总之，西晋末年有一大批文学士人逃亡乡里。在失去过去氛围热烈的创作环境之后，在乡里社会的空隙之中艰难生存的文学士人之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为沉寂。有的文人即便有所创作，也很可能因为这种封闭的环境而无法留存和传播自己的作品(12)。然而，文学力量转移到乡里社会这一现象，既是整个西晋文学时代的句号，也是下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