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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六国胡族政权与入仕乡里士人的文学互动 胡族统治时代的到来，直接造成了北方乡里士人作为政治新贵之崛起，“他们在晋朝官位一般都不高，属于世族地主的中下层”(13)。他们往往居于乡里，和胡族政权保持若即若离、时密时疏的关系。他们与胡主之间的文学互动，为北朝文学的本土复兴起到了促进作用。 前赵刘氏父子的文学才能与学术修养是受到公认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曾论及过刘渊父子的文学修养(14)，钱穆先生也讨论过刘氏父子一门承袭东汉之旧传统(15)。而唯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他们的学养、文才，与并州乡党关系很深。刘渊虽然是屠各杂胡，但实际上是晋阳乡人，刘氏部落“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他获得文化教养的经历其实和这个地区的普通乡里汉族士人没有太大区别。他自幼在上党游学，师从私学讲授者崔游，经史无不综览。在崔游门下，他还结交了两个同窗：朱纪、范隆，曾与他们议论汉代历史人物，颇有识见(《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9册，第2645页)。这些乡党人物，后来成为刘氏所立之前赵政权中的第一批文人，比如朱纪担任过刘渊第四子刘聪之太傅。刘聪年十四而通经史，并“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9册，第2657页)，或许与这位太傅的教导有些关系。刘渊青年时两次质于洛阳，在那里曾通过同为并州乡党的屯留崔懿之和襄陵公师或等人结识了晋阳籍的王浑，与之交往甚密，构成利益关系。王浑后来又为游于洛阳的刘聪树立声望。刘聪登位后，委任“王育为太保、王彰为太尉，任为司徒，马景为司空，朱纪为尚书令，范隆为左仆射，呼延晏为右仆射”(《资治通鉴》卷八八《晋纪十》，第6册，2784页)，这些人物无论胡汉，皆为并州乡党。刘聪杀晋怀帝时，回忆早年曾经造访时为豫章王的晋帝的经历：“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第9册，第2657页)这里的“王武子”就是指王浑的次子王济(16)，可见刘氏与晋阳王氏两代之间皆关系深厚。刘氏早期正是通过并州乡党中的大族来与西晋政权建立联系的。然而，总体来看，由于在战时无暇经营文学，汉赵时期的文学作品留存较少，除了一些公文文字之外，赋颂和诗歌基本没有留下它们的具体篇名和内容。军事色彩浓厚的刘氏政权，虽然启用了并州乡党中的寒素汉人，但并不真正依赖他们，更没有拉拢乡里大族，因而其文学传统延续性较为微弱。但是，刘氏政权对乡里士人的启用，开辟了这一时期胡汉士人合作的源头，这一合作基础正是乡党关系。 作为曾经被贩卖到并州境内的羯人，石勒创立石赵(又称后赵)政权时原是没有乡党基础的，是因其个人才干而成就了一番霸业(17)。带着阶级、民族仇恨而起义的石勒，好杀王公贵族(18)。对于所启用的少数旧族士人，亦不是很重视。如河东裴宪虽迁尚书，为撰朝仪，但是“在朝玄默”“但以德重名高，动见尊礼。”(《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楷子宪传》，第4册，第1051页)石勒政权中的旧族士人，有文学作品存世者极少。石勒政权偏爱来自中下层的寒素士人。上党人续咸(《晋书》卷九一《儒林传·续成传》，第8册，第2355页)、京兆人韦謏，都是石勒从前赵政权中获得的。韦謏善于切谏，所著之书“皆深博有才义”(《晋书》卷九一《儒林传·韦謏传》，第8册，第2361页)。徐光十三岁被俘、为其喂马，“光但书柳屋柱为诗，不亲马事”(19)。他的文才显露之后，逐渐为石勒所识(《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第9册，第2741页)。其后领命与宗历、傅畅等撰《上党国志》《起居注》《赵书》等。《赵书》是记载后赵史事较早的材料，比崔鸿《十六国春秋》早得多(20)。徐光后因劝石勒杀石虎而下狱，在狱中“注解经史十余万言”(21)。由于石勒重用寒素士人，其本身地位也较为低微，因而石勒政权文学发展水平并不高。从现存作品来看，石勒之书令仿佛口语，大部分篇幅较为短小，即便是篇幅较长的如《下令论功》，全篇也十分平易(《晋书》卷一○六《石勒载记下》，第9册，第2736页)。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石勒本人并不识字，而这些文章是由士人根据其口述而整理的。石虎登位之后，群臣庆贺青州得石虎，“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上》，第9册，第2773页)。这一百零七人中，当有相当一部分是汉族士人，但是相关作品已佚。总之，从残存作品看来，石赵政权的文学发展水平是胡族政权中最低的，但是他们拔擢了大量的寒素士人，这对北方地区文学力量的复兴亦有其功。 西晋末年，乡里宗族在投靠诸种军事力量以作为乱离时期的庇护时，为名誉计，一般首先考虑的是西晋汉族旧臣，其次是称臣于晋的少数民族政权，而最不情愿出仕的则是西晋仇敌之胡主，以免“无事复陷身于不义”(《资治通鉴》卷九一《晋纪十三》，第4册，第2889页)。前燕慕容氏居于辽东，有着振恤河北的传统，在西晋败亡之后仍以晋臣自居、承认东晋政权的合法性，遂为流亡士人所接受。慕容氏招抚的大量晋时旧人，也是为了获得他们的认可(22)。自建兴二年(314)之后，前来逃亡的人不断增加：“是时中国流民归廆者数万家。”至慕容皝时，前燕政权为这些流人重新设置了县郡(《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9册，第2826页)。因此这些宗族在之后的迁徙中也不容易发生大规模流散(23)。于是，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中才有了一幅这样的宗族聚居的图景：“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24)从长远来看，北方宗族力量的复原、发展和壮大，与慕容氏所设置的侨郡关系紧密。受此流亡士人大量侨居之影响，慕容氏政权中的儒学风气也忽然转盛。当时，慕容皝赐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他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胄子” (《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第9册，第2826页)。这些考试制度使得慕容氏政权中的汉族士人开始拥有正常的向上渠道。慕容皝还仿照中原官制建立了一个官僚体系，以封弈为国相，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鹜、王寓、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贞、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并为列卿将帅，其中部分人是慕容氏最早收纳的士人的后代(《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17页)。从其种种举措来看，也不难理解钱穆先生为何说“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汉化最深”(《国史大纲》，第280页)。而慕容氏对于北方文学力量的存续与复兴之功，也是值得表彰的。大量文人在前燕政权集中，遂致文学创作阵容庞大。在与东晋的外交往来中，慕容廆曾“并赍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10页)；封抽、韩矫等三十多位士人而为一疏，可见麾下文人之盛。此疏文采宏富，代表了当时北方流亡士人的文学水平，其陈亡国之痛甚深，字字潸然，透露了当时北方流寓士人的普遍情感。而批判南朝此时的政治风气，语气委婉柔和，亦颇有气度(《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09页)。曹道衡先生评价说“已带有骈文的气息”(《十六国文学家考论》，《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第340页)。慕容皝时期的《与庾冰书》(《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21页)，同样是出自集体文人之手。这些外交文字，可以视作南北文学交流的早期表现。 十六国后期的前秦和后秦政权都是经历了长期汉化之后方才获得北方大部或者局部领土控制权的。氐、羌在十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一些豪贵，几乎都是在关东出生的(《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第47页)。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9册，第2883页)，这与刘氏政权中求学于乡里不太一样。苻坚之弟苻融，“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苻融载记》，第9册，第2934页)，可见朱彤、赵整有类苻氏贵族周围的文学侍从。苻坚、姚苌政权先后在长安定都，对于关陇及其周边之乡里士人加以重用，重新振兴了关陇地区的文化凝聚之力。前秦名臣王猛，本是靠贩卖畚箕为生的乡里士人，晋末大乱后隐居于华阴山“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载记》，第9册，第2930页)，也可以视作是关中士人。居于坞壁的河东蜀人薛强“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与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北史》卷三六《薛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册，第1323页)。他们在此还交结了氐族吕婆楼父子。吕婆楼即是后凉创建者吕光的父亲，是他向苻坚推荐了王猛(《资治通鉴》卷一○○《晋纪二二》，第7册，第3163页)。吕氏也是略阳人，与苻氏之间关系十分深厚(《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10册，第3053页)。在与苻氏政权相对抗的过程中，姚氏政权也吸引了一些希望在政治上能够实现抱负的关陇及其周边地区的乡里士人。尹纬在苻坚政权中是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后来“扇动群豪，推苌为盟主”。这里的“群豪”，应该也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不断向关中地区回迁的秦雍流民。这之后，尹纬还吸引了一些其他地区的关中流民回到长安：“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下附尹纬载记》，第9册，第3005页)后秦政权取得优势后，甚至于一些早年流亡到南方的关中士人，也开始谋求机会回到长安：“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上》，第9册，第2980页)这三个流民队伍的首领中，韦华和庞眺其实都是关中人。在关中士人的支持下，苻、姚政权统治期间长安作为文化发展中心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苻坚时《关陇人歌》云：“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这首歌谣产生的背景是“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9册，第2895页)。长安的繁荣，一度使得上层文人有回归西汉鼎盛时期的历史感，举办的一些文学活动有明显的模拟汉代君臣赋诗的倾向。如梁熙遣使西域之后，朝献者送来马匹： 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9册，第2900页)又有东晋太元七年(382)： 坚飨群臣于前殿，乐奏赋诗。(《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9册，第2909页)参与这场诗会的秦州别驾天水姜平子被苻坚擢为上第，可见当时胡主与在朝的关中乡里士人文学互动之热烈。 姚兴在位时后秦社会安定、“郡国肃然”，文化发展也臻于全盛(《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9册，第2979页)。当时长安城中儒者学生动辄数万人，和刘曜时期在长安立学校“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姚兴政权的中坚阶层，都是出自关陇各地乡里的士人们。这些人大多皆有文学才能，甚至参加过胡主所主持的儒、释讲论(《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9册，第2979页)。姚兴的周围还有一批以赋作来作为讽谏方式的文人，如京兆杜挻著《丰草诗》以箴，冯翊相云作《德猎赋》以讽(《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第9册，第2983页)。基于此，《隋书·经籍志》对苻、姚政权的文化发展给予了很大的肯定，曰：“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07-908页)长安作为文化中心的恢复，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了成功，也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吸纳乡里士人前来出仕的平台。 从以上情况可见，十六国时期几个主要的胡族政权与汉族士人的合作各有特点，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所启用的北方地区中下层士人，大多来自于乡里社会，或为胡主之同乡乡党，或为胡主收拢之乡里士人。因为这些乡里士人的文学水平本身并不高，所以他们对于文学价值的理解也有别于西晋时都城的一流文人。随着他们的出仕，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念也就被带入了文学史发展的主流之中，为塑造北方地区文学的基本面貌奠定基础(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