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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底层性”的超越：乡里社会为北朝文学凝结的特质 北朝乡里社会之中，除了大姓高门中的上层乡里士人发挥了文化作用，那些中下层乡里文化士人同样对推动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士人，大多是在乡里私学中苦读，或者又在乡里劳苦的躬耕生活中度过早年岁月。当他们来到都城，士人群体交往之欢欣，政治时局之变幻莫测，以及末世亡国之酸辛等等经历交错而来，构成了此时乡里士人复杂而饱满的人生。北朝文学特质的生成，和乡里士人在从乡里到都城的人生际遇中所凝结的对自身更为深刻的情感认知有密切的关系。北魏末期的文坛已经开始流露出对于《离骚》去国怀乡等情感表达的欣赏并且熔铸于赋作之中，如李谐的《述身赋》等作品皆是其例。 到了北朝末年，这种对于人生生存空间变化的情感，为一种强烈的功名之心和得失之心所取代。这种功名之心和得失之心，给北朝文学作品带来更为充沛的情感和宽阔的视野。建立在充沛情感基础上的文学气质，是北朝文学在艺术品质上能够超越了南朝文学的根本因素。这种超越，可以视为“底层性”的超越。由北齐入周、隋的卢思道具有浓郁的“底层性”。他的《劳生论》中，陈述了自己在乡里社会中栉风沐雨、备尝艰辛的躬耕生活。卢思道的学诗经历，也在北朝文人中具有很大的典型性。他在文学上的启蒙老师，是一个为乡里撰写碑铭墓志的乡里士人。由于在文学学习上的不满足，他之后又游学到京城，师从当时的北地三才之邢劭、魏收。卢思道为人“通悦不羁”，故而在出仕的过程中颇遇挫折。卢思道人生际遇中较为平顺的两次经历，都是因为参加了都城中的文学聚会。一次是在文宣帝崩后的挽歌竞技中，成为独撰八首、超过众人的“八米卢郎”(32)，另一次是周武帝平齐之后，“授仪同三司，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鸣蝉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而卢思道不甘以文学获得名声而已，在因母疾还乡之时，参与了同郡祖英伯及从兄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事败后一度面临死刑(《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第1397页)。这种对于政事的积极参与，也反映了卢思道急切地希望获得功名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南朝士人身上并不多见，这或许是因为南朝门阀制度根深蒂固，寒人或者门第衰落的士人很难获得进身有关系，而在北朝乡里士人却能够拥有获得选举机会来到都城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机会不是人人可以得到，故而在这种追求过程中，又会产生强烈的得失之心。故而，我们能够在北朝末年的文学作品中深刻地感受到他跌宕起伏、阔大悲凉的情感。卢思道写《听鸣蝉篇》时，正是北齐故国亡没、客寓长安之时，诗歌中提到的“故乡已超忽，空庭正芜没。一夕复一朝，坐见凉秋月”正是流离写照。而他的情感没有停留在这种故国之思上，而是更多地谈到自己在长安中继续人生追求时所遭遇的迷茫和艰难。他联系史事，其实是将自身的境遇，放在了与古人相比较、对话的时空之中，而他最终得出来的结论是躬耕、归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637页)。这种写法笔法跌宕、境界浑融，实为隋唐时期歌行、古诗阔大气象的最初萌芽。 北齐时的造像碑铭《临淮王造像碑》属武平四年之作，署名作者临淮王娄才乃是娄昭之子，是鲜卑贵族。这篇造像碑文，对临淮王之造像功德颇有溢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句子，气势已开了初唐“四杰”登临之赋的风气，颇有抒发情志之语，而对福报祷告之事较为疏略，与普通村民的造像碑铭写法有别：“其能阐清化于将沦，振玄风于已坠，千年一有，非我而谁?”(《全北齐文》卷九，第3881-3882页)文章结尾，亦有灵动飞驰之势，曰：“毗楞宝冠，带左而驰耀；钵摩肉髻，据右而飞光。望舍之迥处星中，须弥之孤映海外，仅堪方此，何以尚兹?”(《全北齐文》卷九，第3881-3882页)这样举目宇宙的傲然之气和阔大情怀，是过去北方文学中所没有的，也是南方文学所没有的。那么，这就说明，在当时的文学土壤中，已经开始在酝酿生成一种新的文学精神。碑铭结尾云： 前长史解叔宝、司马李元骥、别驾宇文幼鸾、治中崔文惠及诸僚佐等，并餐□下筵，赞成高义，状鳞波之递得，剧风毛之互举，恐炎凉遽徙，缣竹难存，便勒美于贞石，庶永永于乾坤。(《全北齐文》卷九，第3881-3882页)文中所列前长史解叔宝、司马李元骥、别驾宇文幼鸾、治中崔文惠这几位文人，官职都很低，他们很可能是来自于乡里社会的中下层乡里士人，有类于温子昇早年所任之“贱客”。这篇碑文所表达的精神，是颇具底层性的人生奋发精神，因此它很可能并非是娄昭之作，而是出于这些与之同游的底层乡里士人之手。事实上，北朝末年的很多文人当中不乏出身小吏者甚至籍籍无名者，而并不像是在东魏和北齐时温子昇、邢劭和魏收等人一样，掌管国家文诰，一时显赫。这是当时文学史暗暗发生的一场转变。像薛道衡这样在文帝朝“拖青纡紫”的“一代文宗”，在北朝后期到隋代文人群体中并不多见。即便著名文人卢思道入隋后也不过只是担任武阳太守这样较低的职位。因此“自恃才地”而“官途沦滞”，创作了《孤鸿赋》，“刺事态之炎凉，慨人生之艰虞，颇多感愤”(《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第5册，第1398页)。与卢思道同样起自乡里、命运相类似的人隋、北齐文人，还有孙万寿、辛德源和李孝贞等。这类沉沦下僚的文学士人，在北朝后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情况，与唐初的一些身处下层但文名颇壮的文学士人十分相似。例如一生坎坷的骆宾王，又如早年不过是县尉的李颀，以及出身校书郎的綦毋潜等等人，皆属下层。这种文学才能为中下层士人所掌握的情况，其实正是北朝文学发展机制是以乡里社会为基础所造成的。文学发展下移到普通士人或者中下层士人当中，是文学史发展的积极趋势，它意味着文学创作将要从台阁出去，从此告别贵族文学的创作模式，成为个人化的歌咏。《临淮王造像碑》与《孤鸿赋》这样的作品，与初唐四杰的同类作品已经颇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了。 总之，与南朝相比，北朝末年著名的诗人并不多，留存下来的作品也并不算多，总体的艺术水平也达不到南朝文学艺术之高度(33)。但其胜过南朝之处，正在于此时形成的文学特质，对隋唐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北朝乡里士人从乡里到都城的人生过程中获得的功名、得失之心，是此时文学作品中表达得最为丰富的情感。这种功名之心，往往表现为对社会民生之深刻关切和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宏大心愿等，格局阔大。而且，在学习南方文学艺术的过程中，北方文士始终有自己的鲜明立场。邢劭《萧仁祖集序》就提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全北齐文》卷三，第3842页)承认文学的进化，肯定地域的差异，这种观点，代表了北齐文人于模仿之中求新变的共同趋向。颜之推同样反对那些因为“一事惬当，一句清巧”这样的“小意思”而对自己的文学作品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认为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优劣评价，应着眼于全篇之“兴会”和“性灵”(《颜氏家训·文章第八》，第238页)。这些自觉的反思，其实反映了北人对南朝文学风气中所存在的那些问题的充分警觉。吴先宁先生曾总结说：“文艺思想中关于热诚地关注世道人心的主张，关于作家应揽一国之心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从而以一己性情之正和真发而为文，使社会群体感动共鸣的主张，确实是伟大作家产生的基本条件。而这些基本条件，恰恰就存在于北方文风之中，在‘讹而新’‘失体成怪’‘逐奇失正’的南朝文学中是找不到的。”(34)北朝文学重“质”，是让它保持了蓬勃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也深刻影响了之后隋唐文学。 本文采用概述的方式，选取了十六国北朝文学中的一些典型文学现象，来梳理并总结北方地区文学力量跨时代的复兴过程和该过程最终形成的文学特征。基于本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反思：为何南北朝后期文学发展形成了“南衰北盛”(《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第234页)局面?过去一般认为，北朝文学是“衰落”的，它是通过对南朝文学的“模仿”，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吸纳了南来士人，才逐渐转向兴盛的。而事实上，北方地区的历史发展遵循了它自身的道路，在近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和历史变革过程中，产生了能够使文学发展更具有延续性的发展机制。这个发展机制，吸收了魏晋文化传统的营养，也吸收了胡汉融合时代诸多社会变革激发出来的新的质素，为十六国北朝文学的发展注入了“内在生机”(35)。乡里社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优秀士人，将他们输送到重建的城市。这种在乡里社会中繁育出的巨大文化再生力量，使得北朝文学的发展秩序，可以适应战乱，适应异族统治，适应意识形态的变迁而不断获得存续和重生。而在南朝，一旦南方地区的人们无法抵抗来自于北方地区的军事压力，整个南方地区的文学发展体制也就随之崩溃，士人北徙，文学力量转而凋零。而北朝文学从乡里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以儒教为本、重视个人情感之表达等文学价值观念，最终在隋唐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占据了主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