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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乡里私学与北朝文学力量的复兴 北齐史学家魏收曾概括北魏末期文学的状况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魏书》卷八五《文苑传·温子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69页)。这个从历史回望角度得出的结论，虽然本来意在批评北魏末期文学发展的水平与南方距离仍然甚远，但它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颇有人数规模的文坛。这是文学史发生的重要变化。 这场变化，首先是相对于北魏前期的文学低潮而言的。北魏平城政权建立之后一段较长时期内，文学发展受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而陷入荒疏境地，而崔浩国史案发生后对多个北方大族、河西大族产生株连和震慑效应，使得北魏文学的发展因此陷入一个空前的低潮状态之中(26)。十六国时期以来胡族政权与入仕士人那种文学互动模式，在此时受到干扰。然而，此时都城的政局动荡，并没有影响到北方文学力量产生的土壤。北方大族大多依托乡里成为强宗，力量强大，已绝非西晋末年还居乡里时力量单薄、夹缝求生之状。他们在乡里社会的学术文化交流与传承，都是如常进行的。 北魏前期在乡里社会实现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天安元年(466)，北魏正式在乡里设立官方的乡学，这项工作与乡里户口检括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魏书》卷六《献文帝纪》，第1册，第127页)。检括户口的工作逐步完成之后，北魏在太和年间正式颁布了“三长制”(《魏书》卷七《孝文帝纪》，第1册，第161页)。“三长制”是以《周礼》乡约制度为制度蓝本，以家、户为中心而又与均田制、新租调制共为一体的新型乡村基层行政系统，它是半血缘、半地缘性质的新兴乡里组织，它的开放性远比乡里坞壁要强，因而为基层社会内部的交流带来了便利。“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岌从宦之徒，不远千里”的乡里私学游学局面，即是基于此。当时乡里私学风气极盛，“《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北史》卷八一《儒林传》，第9册，第2706页)。乡里私学中的经术研究水平很高，一些私学讲授者为海内所宗，吸引士人前来游学：“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刘)献之。”(《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刘献之传》，第5册，第1850页)又如徐遵明是一位典型的从“游学”者变为私学讲授者的乡里士人。十七岁时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后至上党又师从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游燕、赵，改而师事张吾贵。受业一年，又复离开(《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徐遵明传》，第5册，第1855页)。对于乡里私学，北魏政府一度进行打击，甚至颁诏严禁乡郡私立学校(《魏书》卷四《世祖纪》，第1册，第97页)。但即便如此，北魏官方极力扶持的太学、国学和州郡之学，反倒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博士多，学生少，与乡里私学一师座下动辄数千人的教学规模相比，堪称凋零。但是，日益增长的地方吏治人才之需，与汉化加深后在“创制立事”上对先进汉族文化的渴求，使得北魏政府不得不正视已默默发展将近百年的乡里私学的存在。北魏政权先后通过“征士”、州郡选举等制度，从乡里社会中择取人才。而且，在乡里私学中受业的，大多是寒门士人。 乡里私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北魏采用的以察举为主的九品中正制却十分滞后。于是出现一种“才学”与“姓氏”之间矛盾突出的情况：“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为怨。(崔)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魏书》卷六六《崔亮传》，第4册，第1850页)赵翼《陔馀丛考》卷一七载： 六朝重氏族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畯。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请各郡立学，而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贡举伪滥，乃诏州郡慎所举，亦曰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里之选……宋弁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为时人所非，张缵、李冲、李彪、乐运、皇甫显宗之徒，欲力矫其弊，终不能挽回万一。(27)但其下又用小字注曰：“缵为吏部，后门寒素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陔馀丛考》，第317页) 张缵、李冲等引拔寒素等事，说明寒人在对社会体制做积极的抗争，以获得出仕机会。事实上，北魏社会的确为寒人提供了远较南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北魏的寒人政治地位相对较高，有不少人担任品级较高的官职，甚至有寒人升迁至宰相的例子，唐长孺先生据此认为“寒人的兴起在北不在南”(28)。这些“寒门士人”，其实多为乡里士人中的中下层阶级，他们是洛阳都城中新兴文化力量的主要构成者。 当时，还有一些无法获得出仕机会的寒门士人因文章才华而受到鲜卑贵族接引，为其服务。如：“京兆王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29)这其中的祖莹、邢晏也曾进行私学讲授，是较为著名、有作品存于史传者的文学家。又如“清河王怿……以忠而获谤，乃鸠集昔忠烈之士，为《显忠录》二十卷，以见意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怿传》，第2册，第592页)。这里的“鸠集昔忠烈之士”达二十卷的人，应该也是身在洛阳的远方文士。鲜卑贵族与乡里士人之间关系密切，而并不一定只限于一般主客的关系。当时的鲜卑贵族，也有从师于乡里儒师者。如元彝兄顺，“九岁师事乐安陈丰”，“撰《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今多亡失”(《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云传附彝兄顺传》，第2册，第481页)。 在洛阳的乡里士人群体，经常以同乡关系结为群体。如魏末的重要文人崔挺、崔光、邢峦和宋弁是起自同乡，他们识于童稚之中，“并谓终当远致”。《魏书·崔挺传》中提到“散骑常侍赵修得幸世宗，挺虽同州壤，未尝诣门”(《魏书》卷五七《崔挺列传》，第4册，第1265页)，这其中具有褒扬之意，而从侧面可见当时结交“同州壤”之权贵，应当是习以为常之事。同时，崔挺对于同乡则加以赈济，“崔光之在贫贱也，(崔)挺赡遗衣食，常亲敬焉”。崔光在世宗登基之后曾经为李彪上书，其文对李彪之事迹大加表彰(《魏书》卷六二《李彪列传》，第4册，第1397页)。他们之间甚至相互推荐，如宋弁的职位就曾是崔光推荐自代的：“黄门郎崔光荐弁自代，高祖不许，然亦赏光知人。未几，以弁兼黄门，寻即正，兼司徒左长史。”(《北史》卷二六《宋隐传附情孙弁传》，第4册，第937页)可见，洛阳城中一些文化士人的声名，往往缔结在深厚的乡里关系的基础上。 魏末齐初时的文人温子昇，是一位典型的受益于乡里私学的士人。他的老师崔灵恩和刘兰都是著名的私学讲授者。温子昇起初也是来到都城的普通乡里士人，大约在二十岁时，他充当了广阳王元渊的“贱客”，在马房给王府里的诸奴仆讲解书籍。其后作《侯山祠堂碑》，被名儒常景看到，称他为“大才士”，由此名声鹊起，被誉为“博览百家，文章清婉”。熙平元年(516)，温子昇通过北魏选官考试进入到仕途，而这次选官有着明确的标准，即选的是“辞人”(30)。由于这一次选举规模较大，录取之人也较多。“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是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昇当之，皆受屈而去。”(《魏书》卷八五《文苑传·温子昇传》，第5册，第1875页)此后，温子昇开始成为台省之中专职于文笔之人。温子昇后来能够成名，固然与他独特的个人才华深有关系，而他从一个乡里士子变成都城文人的道路，在当时又是具有普遍性的。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对从洛阳到邺城时期的文学风气给予了高度评价，就是说，孝文太和盛世成为北朝文学向“气韵高艳，才藻独构”方向发展的转折点，这仿佛是之后北齐文学发展的准备。及北魏迁都邺城的东魏乃至定都邺城的北齐，北朝文学更是步入了“声韵抑扬，文情婉丽”的境界(31)。都城之中繁荣的文学现象，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乡里士人是分不开的，是他们构成了北方地区文学力量自西晋末年以来的本土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