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语出晚唐宰相郑綮，标志着灞桥意象由具体的情感指向到抽象诗思指称的转变。这种转变既基于灞桥意象本身的成熟与深化，又受到晚唐清冷枯寂、骑驴苦吟诗风的影响和推动。灞桥与风雪、驴背所营造的诗歌创作情境，一方面契合了“诗穷而工”和“江山助诗思”的传统作诗经验，另一方面又溢出单纯的“诗思”范畴成为一种对诗人身份的认同，传达出主体渴望远离尘俗纷扰、坚守生命本真的志趣追求，因而成为宋元人吟咏不辍的诗思范式。在此过程中，孟浩然“灞桥骑驴”故实的演变与大量相关图画的流传不容忽视。作为诗人、寒士与高士等多重身份的交织，孟浩然形象在“灞桥风雪驴背”的语境中得到重新阐释与再创造，成为宋人笔下必然的“灞桥骑驴”诗人。而伴随文学故实接受的深入，《灞桥风雪图》也逐渐跳脱孟浩然的限制，在南宋成为重要的山水绘画题材。至此，灞桥意象本身的内涵虽趋于停滞和程式化，然其借助“风雪驴背”所衍生的文学情境和投射出来的文人意趣却在诗歌与图画之间蔓延渗透，显现出此一经典意象的持久生命力。 作者简介：尚永亮，刘晓，武汉大学文学院。 “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是晚唐宰相郑綮谈作诗的一句名言，当时即被人谓为“言平生苦心也”①。从郑綮现存五首诗作看，并不十分出色，但他这句对诗思的精当概括，却在后世诗人群体中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人们一提及灞桥，就绕不过这个典故，并形成诗思当在灞桥觅、灞陵桥上有诗思的定向联想。我们这里所谈的，正是此一名句赋予灞桥的丰富文化内涵，以及由此构成之经典意象在不同艺术载体中的多元嬗变与诗画解读。 一、诗思与诗料——灞桥意象内涵的转变 受郑綮之语影响，宋代的诗人们即使不能亲自到灞桥风雪中骑驴觅句，也直觉地喜欢以此来指称寻句写诗，如陆游《作梦》“结茅杜曲桑麻地，觅句灞桥风雪天”②；楼钥《同官登敕局小楼观雪》“君与工属联，灞桥去骑驴”③。显然，此处的灞桥风雪和灞桥骑驴都非实指，而是寻觅诗思、搜寻诗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灞桥”也因此成为宋人眼中的“诗思之助”。实际上，这种“灞桥诗思”与唐人真正承载车马行迹与生动情感的灞桥有了区别，而成为一种抽象化的存在。宋人程大昌《雍录》有言：“唐人语‘诗思在灞桥风雪中’，盖出都而野，此其始也，故取以言诗也。”④出了灞桥即置身长安之外，东向潼关—函谷，东南向商山—武关，东北向蒲津大道，作别亲友，渡过灞水，回首长安，顿感人生契阔，前程难料，迷离惝恍之意结和胸中难言之情怀都借灞桥抒发出来。诸如“年年柳色，灞陵伤别”⑤的离情别绪，“游子灞陵道，美人长信宫”⑥的宦游寂寞，“惆怅灞桥路，秋风谁入行”⑦的天涯羁旅，“今日灞陵桥上过，路人应笑腊前回”⑧的落第羞赧，“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⑨的穷达悬隔，便都是此情此景的写照。小小灞桥，承载离人、征夫与游子多少人生的失意和落寞!正因此，唐人称之为“销魂桥”⑩，凡行至灞桥，“莫不际此地而举征袂，遥相望兮怆离群……或披襟以延伫，独掩涕而无已”(11)。似可认为，唐诗中营造的灞桥，是一个主观色彩浓烈、拥有丰富情感内涵的意象，而被宋人广泛接受的源于郑綮的“灞桥诗思”，却成为极具概括性和统摄性的指称，其与唐人笔下的“灞桥情意”，恰好构成了一种具体和抽象的关系。 就此而言，郑綮之语在灞桥意象的嬗变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的出现，首先是基于灞桥意象情感内涵的成熟与深化，使其逐渐成为诗思语词的代表。严羽曾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2)这些“感动激发人意”的诗作，往往在灞桥上写就，并在多愁善感的文人群体中浸透弥漫。当后来人再次伫立灞桥之上，不经意间与前人的情思发生对接，文学世界中曾经凝然不动的文字便在个人相似的处境里瞬间活跃起来，继而催生新的诗句。而对于从未到过灞桥的诗人来说，其触发诗情的关键在于，灞桥能以其鲜明的地理空间感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内涵，将诗人思绪直接指向某种特定情境，使得缥缈难寻的诗思既有了栖落和依托，也有了生发和联想的契机。在这个意义上，灞桥成为能“感动激发”后来人之意的地点，也成为催生诗思的媒介。这其中体现的乃是一个意象层层累积、影响于人、最终内化于人的过程。 其次，灞桥与风雪、驴子共同组合成催生“诗思”的环境，与郑綮所生活的晚唐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所熟知，唐人也有以灞桥“风雪”来代指柳絮的(13)，但受晚唐清苦冷寂审美心理的影响，诗人笔下的灞桥意境，更多地偏好“冷触觉”。如刘沧诗“古巷月高山色静，寒芜霜落灞原空”(14)；许浑诗“瘦马频嘶灞水寒，灞南高处望长安”(15)和“结束征车换黑貂，灞西风雨正潇潇”(16)。月高山静，瘦马频嘶，霜落水寒，风雨潇潇，这种透着冷意的灞桥似乎更得晚唐人喜爱，而郑綮言“风雪”催诗思正契合了这种作诗心境和审美倾向。郑綮之后，灞桥上寒冷透骨的自然风雪真正固定下来，成为后世诗人不得不提的灞桥一景。如“酸风自咽。拥吟鼻、征衣暗裂。正凄迷、天涯羁旅，不似灞桥雪”(17)是借灞桥风雪写天涯羁旅；“又孤吟、灞桥深雪，千山绝尽飞鸟”(18)是以灞桥风雪表客居孤独；“寒入吟肩兀蹇鞍，灞桥风雪几跻攀”(19)是借风雪严寒暗示自己的作诗执著。在这些诗句里，“灞桥雪”无不以砭人肌骨的冷意塑造着诗境，烘托着作者心迹。至于“驴子”的加入，则与晚唐诗人的群体形象和诗坛风气密切相关。驴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寒士身份的标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马和驴的地位是不等的……马往往为高官所乘，驴则多为低级官吏或普通百姓所骑。”(20)这一方面是因为马昂贵，非一般寒士平民所能购买，相对经济且能跑路的驴子就成为社会底层人士的首选；另一方面，驴子在古人文化认知里的卑贱地位由来已久。《楚辞》云：“驾蹇驴而无策兮，又何路之能极?”(21)蹇，跛也，驴子行动迟缓笨拙，一开始就不受人青睐。而自中晚唐以来，出身贫寒、仕途不达的诗人大大增多，驴子也因而大量进入诗歌，“策蹇秋尘里，吟诗黄叶前”(22)，成为这一时代诗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孟郊、贾岛、李贺等苦吟诗人的骑驴轶事更为人熟知。驴子逐渐成为寒士与诗人双重身份的象征。“诗人骑驴形象是由以贾岛为代表的苦吟诗人最后完成的，从此，诗人、骑驴与吟诗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人生样态和审美整体。”(23)对晚唐诗人来讲，驴子是诗人寻觅诗思不可缺少的坐骑，也因此与风雪一起进入了郑綮的视野。 如此看来，灞桥“诗思”内涵的确立，既基于灞桥本身含蓄丰富、深入人心、易触诗情的意象积累，又与风雪、驴子在晚唐时代所代表的冷寂的审美倾向、诗人群体的生活常态相辅相成，从而共同构成供人寻找“诗情”的“诗料”。再回看郑綮之语，其借助灞桥、风雪、驴子三者叠加而指示的“作诗苦心”就显而易见了。换言之，灞桥上的失意踌躇、风雪中的严寒冷酷以及驴子上的穷困贫窭，都与身居廊庙、养尊处优者无缘；而面对“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24)，晚唐人已经失去了盛唐人那样一种仗剑去国、策马边塞、高蹈风流的豪情，他们更倾向于在“灞桥风雪驴子上”这样一种清苦、冷寂、充满困顿的诗境里讨生活。贾岛、姚合等人的诗歌实践是如此，下此断语的宰相郑綮也是如此，观其《老僧》诗，“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冻瓶黏柱础，宿火陷炉灰”(25)数语，境狭而小，意凄而冷，确有受晚唐诗风浸淫、幽深避世的特点。就此而言，骑驴诗人与灞桥风雪营构的冷寂意境和郑綮的诗美追求正相吻合，灞桥的诗思内涵也就在此种情境中确立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