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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学传统与文人意趣——灞桥诗思范式的确立 产生于特定环境、特定时代中的判断往往是狭隘的，郑綮语之所以为后来的宋元诗人广泛接受，并成为吟咏不辍的诗思范式，与由来已久的诗学传统和文人群体的意趣追求亦不无关联。 首先，郑綮语契合了两种传统的作诗经验，即“诗穷而后工”和“江山助诗思”。“诗穷而工”的明确说法虽然晚出自欧阳修(26)，但相似的理论阐述早已有之。如“诗可以怨”(27)，“离群托诗以怨”(28)，“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29)等等，都强调诗思佳句于人生失意处方能得之。人在困顿之中往往能激起情感的波澜和生命的斗志，在“怨思”承载的精神苦痛中更加清醒地拷问人生、认识生命，继而表现于诗歌。“灞桥风雪驴背”的诗思语境，正是契合了这一传统诗论。董逌在《广川画跋》中评论《孟浩然骑驴图》时即作此种阐发： 诗人每病畸穷不偶，盖诗非极于清苦险绝，则怨思不深，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荡无味，不能警发人意。要辞句清苦，搜冥贯幽，非深得江山秀气，诣绝人境，又得风劲霜寒，以助其穷怨哀思，披剔奥窔，则心中落落奇处，岂易出也。(30)董逌以评画为契机谈论“灞桥诗思”：诗歌须能“怨”，文辞才能抑扬，才能警发人意；要做到“怨”，做到辞句清苦，须有坎廪廓落的人生遭际，如进入迥绝人境、风劲霜寒的天地之中。这段话当是“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的最佳注脚。不过，对此也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如清人王岱有云：“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夫蹇步艰难，寒风凛冽，诗思何有?乃称灞桥总之：诗以穷而工也。不然，彼梁园高会者，岂尽无骚人耶?”(31)这种说法对“诗穷而后工”的认知一间有隔，且不免过于坐实。事实上，处境困顿者于外不得志于世路，于内忧思感愤郁积，唯借助诗文、兴于怨刺方能一发胸中感喟，因而他们往往更能专一于吟咏，所发悲唱多深至有力，感荡人心。灞桥风雪的清苦险绝，正是对此种创作情境的典型概括。 至于“江山助诗思”(32)，亦即上引董逌所说“深得江山秀气”，这是“灞桥风雪”的另一层内涵。自古以来，人们重视以江山自然涤荡心灵，从中吸取创作养分。就“灞桥风雪”的本义来说，灞桥是长安城外“出都而野”的标志，桥的存在无形中将空间分为两个——城市与郊外，尘世与自然，人为的文明与江山的造化。行走在灞桥之上，仿佛一前一后，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从喧嚣芜杂的市井到清苦险绝的朔风寒雪，怎能不让人精神抖擞、诗兴盎然?黄彻《溪诗话》云：“书史蓄胸中而气味入于冠裾，山川历目前而英灵助于文字。”无论是杜子美壮游吴越，还是李太白仗剑风流，其豪气逸韵都来自对江山自然的恣横采览，“使二公稳坐中书，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公得助于江山，郑綮谓：相府非灞桥，那得诗思?非虚语也”(33)。可见，在宋人看来，风雪灞桥正代表了一种江山灵气。在《韵语阳秋》中，葛立方进一步举“灞桥风雪”之例，论述诗思与江山自然之关系： 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类，皆欲其思之来，而所谓乱思、荡思者，言败之者易也。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唐求诗所游历不出二百里，则所谓思者，岂寻常咫尺之间所能发哉!前辈论诗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溘之外。苟能如是，于诗亦庶几矣。(34)诗思灵感，来得突然，势不可止，然一旦中断，便再也无法寻回，即“来之难而败之易也”，因而寻求诗思当在江山之外，才能避免被“催租人至”这等凡尘俗事败思、乱思。葛立方说唐人求诗思不在咫尺之间，须游历“二百里”，诗意和诗境才能清丽脱俗，殊不知，他所举例子中的灞桥距长安城仅有三十里之远。详其本意，当是谓“灞桥风雪”代表的即是江山自然，置身其中方能屏绝事务，专任情兴。“妙处写不就，题来句转难。几回风雪际，遥忆灞桥寒。”(35)“诗不穷人穷乃工，蹇驴宜立灞桥风。安排两个推敲字，岂在梨花院落中。”(36)这里展示的，正是欲追步古人、寻觅天地间诗情的遥想，更是以蹇驴风雪勉励诗人吟诗抒怀的衷情。 实际上，人们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寻找的，不仅仅有诗思，还有文人的孤独气质与志趣追求。在文学世界里，“穷而后工”总是与贫士、寒士的身份相关联，“江山自然”也往往融入在野和隐逸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趋向决定了宋人对“灞桥风雪驴子背”的接受不会仅限于一种作诗经验，而是由此上升为一种身份认同和生活追求。孔子赞颜回，君子固穷，以贫为乐。至南北朝时，陶渊明的出现更让这样的生活方式成为后世文人效仿的典范。灞桥风雪中的骑驴诗人，在无形中正契合了这一失意却又高贵的士人理想。我们或可做这样的想象：诗人身着不合时宜的宽袍大袖，骑一头笨拙缓慢的蹇驴，行过小桥，步入迷蒙刺骨的风雪之中……他不因贫穷困顿而羞赧，不因骑着跛驴而自惭形秽，也不因其寒士身份在高官贵胄面前低头。这是“穷则独善其身”者选择骑驴出走的形象，在灞桥风雪中吟诗不仅仅是兴之所至、寻诗觅句的行为，更多是超越凡尘俗世和功名富贵、淡泊而从容的姿态，是坚守生命本真、不以穷达萦怀的傲岸潇洒。所以，灞桥风雪中的骑驴老者在宋人的想象里已不是晚唐人策蹇秋尘、吟诗黄叶的穷愁之态，而成为在穷困处境里仍然可以潇洒快意的“大写”的文人。 早在北宋之时，人们就已经表现出对“灞桥风雪”抗击时俗一面的向往。如《宣和画谱》论画家关仝云：“(仝)尤喜作秋山寒林，与其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使其见者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不复有市朝抗尘走俗之状。”(37)关仝擅长的绘画题材多是潇洒自然、闲适隐逸之景，使人不复见世间俗物俗情，《宣和画谱》以“灞桥风雪”评之、拟之，显然已超越单纯的诗思范畴，而将其视为具备审美形象、脱离时俗的生活境界。在秦观的诗词中我们更可以看清这种变化。其《灞桥雪》诗云：“驴背吟诗清到骨，人间别是闲勋业。云台烟阁久销沉，千载人图灞桥雪。”(38)骑驴吟诗也许对画图凌烟、刻功云台无多大益处，但诗人追求的却正是那场“灞桥风雪”——这是对诗人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认同，也是作者对抗尘俗、执著追寻理想的决绝姿态。灞桥骑驴者是诗人的形象，却又溢出诗人范畴，以其深入江山自然、恣意吟咏心性的一面呈现出回归生命本真的理想境界。这种理解被后来人广泛接受，如陆游概括自己的平生怀抱：“作梦今逾七十年，平生怀抱尚依然。结茅杜曲桑麻地，觅句灞桥风雪天。”(39)“杜曲桑麻”和“灞桥风雪”其实分别代表了诗人向往的两种生活：陶渊明式的闲居隐逸和诗人式的骑驴觅句。后来宋人又加入了范蠡式江湖散发、泛舟五湖的人生样式，与躬耕陇亩、骑驴觅句共同组成文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于石云：“薄薄酒，可尽欢。粗粗布，可御寒。丑妇不与人争妍。西园公卿百万钱，何如江湖散人秋风一钓船。万骑出塞铭燕然，何如驴背长吟灞桥风雪天。”(40)薄酒即可尽欢，粗布亦能御寒，纵使腰缠万贯、刻石记功，也不如扁舟一叶、明月江湖、风雪骑驴、吟诗灞桥来得自由雅致。可见，灞桥风雪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作诗经验，而成为一种诗人气质、生活姿态和文人志趣的追求。 总之，“灞桥风雪驴背”与传统作诗经验的契合，以及从中生发出的文人意趣，使其成为诗人写诗觅句的重要场域和吟咏不辍的诗思范式，凡言诗思与诗情，灞桥便成了首选意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