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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诗学经历漫长的自然发生时期，因作为政教制度之一的乐教、诗教建立而成熟，士大夫也因此成为诗学的主体。从西周到春秋战国，诗教诗学连续不断，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础。本主题的研究尝试对先秦诗学的发展进行初步的分期，具体演述从王官诗学到行人诗学、诸子诗学的发展进程；初步建构先秦诗学发展史，以此展示先秦诗学在中国古代诗学发展历史中的特殊地位，透视其经典地位形成的原因。 关 键 词：先秦诗学/王官诗学/行人诗学/诸子诗学 作者简介：钱志熙，男，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史上，先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其前端的发展情形虽然模糊不清，但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诗学的发展轮廓却是清晰可见的。这个基本的轮廓就是周代盛时的王官诗学，春秋时期的行人诗学，以及春秋战国思想家们的诸子诗学。这三种形态或称三个时期的诗学，前后嬗连、发生与演变之迹十分明显。历来治中国古代诗学史及一般的批评史者，虽然也注意到先秦诗学的发展情形、重要范畴及诸子诗学的重要观点，但多是分散之论，孤立地看问题，比如“言志说”这样的重要问题，多只是用诠释学的方法来简单地解释它的内涵，作简单的价值评价，而没有将其放在先秦诗学的整体背景中考察其在历史上的存在情况，以及在当时语境中的完整内涵。事实上，“诗言志”代表了先秦时代人们对诗歌的基本认识，可以说是先秦诗学的一个基本原则，贯穿在作诗、赋诗、用诗、解诗的一切诗歌活动中，而非如后世诗学家所理解的一种单纯的创作观念。并且，从王官诗学到行人诗学，再到诸子诗学，言志是最重要的传承要义与观念维系。①所以，在批评史的研究中，仅仅从内涵诠释和价值评判来把握诸如此类的命题是远远不够的，亟须建立一种立足于诗学本位的历史学的、发生发展学的方法。本研究中提出王官诗学、行人诗学、诸子诗学这三个概念，就是为了重新构建先秦诗学的相对完整的发展历史，使得相关的诗学思想与诗学范畴都能落实在合适的历史位置上。同时通过这种历史脉络的把握，呈现其盛衰之迹，重新认识先秦诗学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创期的重要性，以补充以往的批评史叙述在认识上的不足。 先秦时代的诗学，一般的研究都是笼统地叙述，缺乏分期的意识。据笔者所知，近人黄节曾经对先秦诗学尝试过溯源与分期的工作： 《汉书·艺文志》于《六艺略》叙《诗》六家，又别为《诗赋略》。此歌诗与三百篇分流之证也。班孟坚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古者民俗歌谣，皆谓之诗。十五国风所采是也。《击壤》《卿云》亦皆可歌，不尽比于琴瑟，是故古无所谓诗学也。诗之兴其始于“颂”乎?欧阳庐陵曰：“古者登歌《清庙》，大师掌之。”是故四始之体，唯“颂”专为郊庙颂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触物比类，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无定。未若“颂”之立为专体也。诗之有学，此其初期也。《传》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班孟坚曰：“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也。降及春秋，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诗之有学，此其中期也。班孟坚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微，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是故诗学之兴也，其后期则成于赋乎?姑舍义而言其学，则其流虽分，而其源则合。学诗者可以深现矣。② 黄节以“颂”体的兴起为诗学的起源。这是因为他认为风诗属于歌谣，是一种比较自然的抒情行为，还不属于完全自觉的艺术行为。而颂则为比较自觉的修辞艺术，体现更多的学理因素。这与黄节《诗学》的整体指向是相关的，它立足于作为文人的自觉创造的诗歌艺术，并且侧重于诗歌创作中的学理性部分，即传统所说的“诗学”的源流演变。所以，他以颂体为诗学的开端。当然，这只能代表他个人的一种判断方式。事实上，歌谣、风诗与颂在修辞艺术自觉性上的差别，只是一种程度的不同，并非根本性质的不同。歌谣与风诗也有它的体制与修辞方面的自觉反思，比如风诗里面就有诸多对美、刺、颂的表述，也有对诗歌艺术的反思，这是批评史研究者反复指出过的，毋庸赘述。可见以颂体为自觉的诗学行为之开始，只能算是一种梳理方法。但是黄节第一次对先秦诗学进行分期，仍然堪称卓见，其分期方式也值得重视。但是他的论述中所显示对于先秦诗学的整体的、历史的把握方式，在此后的批评史著作有关先秦诗学的研究中反而被削弱了。 中国古代诗学究竟何时发生，这与寻找中国古代诗歌史的起点一样，是无法完全究明的问题。《吕氏春秋》中的《古乐》篇曾讨论上古三代的诗乐，《音初》篇也曾探讨四方歌曲的起源，显示古人建构艺术史(“乐史”)的自觉意识。根据《尚书·尧典》记载，那个被称为中国古代诗论开山大纲的“诗言志”说，如果我们相信作者所言，那就是舜对其乐官夔的一番训诲，也可以说是舜的诗歌思想。郑玄《诗谱序》云：“《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③即是认为《尚书·尧(舜)典》中的这十二个字，是成形的诗歌思想的开端，也就是诗学史的开端。古代学者对此抱有深信者不在少数，《宋史·乐志》即称：“虞庭言乐，以诗为本。”④当然，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是周代乐官的思想，至于其记载，或者在更后的时代。⑤但这至少是周代传述的舜帝多种政教施设的一种，似乎也未可完全抹去其渊源于上古的影迹。而且像“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样成体系的表述，不会是最原始的诗歌思想，而是一种成熟形态的诗学思想。这里阐述了诗歌艺术的几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陈述早期诗乐舞一体的艺术表现形态，是立足于“乐”的整体观念中对“诗”的特殊侧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在它之前，应该有更为古老的艺术意识的发展历史。事实上，被后人称为诗乐舞结合一体的中国古代艺术体系，其发源也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的祭祀乐舞，由此发展到周代合政教祭祀为一体的国家的乐政、乐教体系，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这其间自然也会有对这一诗乐舞体系的传述与评论。而《尧典》诗学思想的阐述，其要点在于对诗教的伦理功能的强调。正是这一种诗教观念的自觉，促使了对于漫长时代中自然存在着的诗乐舞一体的艺术反思，腾升为一种观念式的存在。而在其中，“诗”这一因素第一次获得特殊的重视，不能不说《尧典》诗学思想是中国诗学的一个开端。所以，如果追溯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的发生，与诗歌本身的发生一样，从逻辑上说应该是很久远的事实。 古人称之为“虞庭言乐”的《尚书·尧(舜)典》中的诗论，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古代相对成熟形态的诗学思想，发端于国家礼乐制度的建立，始于上古时代的乐官典乐。这当然不是最原始的诗歌产生与传播的状态，却是对诗歌进行理性省思的开端，亦即我们所说的诗歌理论的开端。《史记·周本纪》：“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⑥据此，则《周礼》所载的太师、少师等乐官制度，商代已经具备。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中国古代完整的乐官制度是周代建立。后世诗学所能寻索到的直接渊源，也是以诗教观念为核心的周代诗学。可以说，周代是王官诗学正式确立和系统化的时期。班固《汉书·礼乐志》：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⑦从“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可见，周室盛时职掌诗乐、诗教者为王官。那么，周代诗学之重镇，当然在于王官诗学。古代学者普遍认可周代存在着王官掌诗的制度，尤其是唐代诗人。如白居易等写作新乐府，也是援用周代采诗制度，欲待朝廷采诗入乐。其他如杨巨源“周官正采诗”(《春日奉献圣寿无疆词》其六)⑧，陆龟蒙“谩欲陈风俗，周官未采诗”(《袭美见题郊居十首因次韵酬之以伸荣谢》其四)⑨，说明唐代诗人普遍相信存在周官采诗之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