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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15)所谓“六诗”，并非六种诗歌，而是诗的六种要素，即后来所说的“诗六义”。乐语中的“兴、道、讽、诵、言、语”与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两者之间，应该有着对应、相类似的关系。乐语中的“兴”“讽”“诵”与六诗中的“兴”“风”“颂”也极为相似。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王官诗学在探讨分析诗歌艺术的要素时，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其重要范畴从发生到最后确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六诗”(后来的“六义”)的产生，绝非孤立的，而是在与六律、六德相配合的过程中确定的。“六德”为本，是对言志的伦理功能的规范，对“诗言志”的进一步解释，“六律为之音”是对“律和声”的具体化。“教乐语”“教六诗”其实是性质相同的教学内容，其中主要是分析诗歌的艺术要素，甚至是创作诗歌的方法。这其中包括了丰富的作诗、赋诗(引诗言志)内容，当然也包括歌唱、吟诵的各种艺术。我们不能不说这些构成王官诗学的一个体系，甚至可以说是诗歌教育的体系。其中留传给后世的最重要的诗学范畴，就是言志与六诗。后来《毛诗·大序》改称“六义”，其实在内容上是一种缩小。“六诗”为诗教的六大部分，“六义”则只是儒者对诗歌的六种解读方法。另外，到了毛诗大序的撰写时代，“六义”已是一个独立的诗学系统，不再与“六德”“六律”相依存，不与“六律”相依存尤其值得注意。这种变化在诗学发展史上具有阶段性标志的意义。 成均之法由大司乐掌握，可见上古教育隶属于音乐。这与《尧典》中舜命夔典乐教胄子可谓一脉相承。为什么国家教育始于音乐呢?我想最主要可能还是上古诗乐舞一体的综合艺术，包含了多种艺术形式，而“乐语”中的“兴、道、讽、诵、言、语”，六诗中的“风、赋、比、兴、雅、颂”包含了修辞表达的能力。我们知道，韵文是最早成熟的文体，早于散文。所以最早成熟的一种教育形式主要是凭借诗歌即乐语来进行的。这就是大司乐掌成均之法的来由。可以说，古代教育是从乐教、诗教发端的。这样一个事实，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中国古代是以礼乐为治，而诗歌在后来的儒家教育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我们也看到，从最早舜帝任命“十二牧”之一的“夔”典乐，到《周礼》中只是中大夫职位的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乐政与乐教在整个王官体系中的位置其实是下降了。可以说，音乐、舞蹈、歌诗，在上古的政治中具有远比后来为高的地位。(16) 王官诗学以“兴、道、讽、诵、言、语”传授乐语，又以“风、赋、比、兴、雅、颂”六诗教诗，其间的相应关系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诗教，但同时也在传授诗歌创作的方法。《诗经》作品，现代学者普遍强调其采自歌谣的性质，但也不能不承认其中的三颂与大雅中的作品为上层之作，只是很少将它们与《周礼》中所说的大司乐教乐语、大师教“六诗”联系起来。如果考虑到《尧典》所说的夔教胄子的诗教，并不完全是后人的假托，则贵族学诗的历史其实远早于周代。那么，《诗经》作品，至少是其中的雅颂部分，应该是王官诗教的成果。而在周代的贵族与士大夫阶层中，作诗也应该是他们具备的一种能力，虽然无法想象有后世文人诗创作的那种风气。《小雅·巷伯》记载“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17)，《小雅·节南山》也有“家父作诵，以究王汹”(18)，《大雅·崧高》谓“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19)。这种创作所秉承的正是“诗言志”与美刺的原则，而“家父作诵”之“诵”，正是大司乐所教的乐语中的“诵”，而“吉甫作诵”的“诵”，当然也是六诗中的“颂”。这是诗人的自叙，其作者的身份可以说是确凿无疑。寺人孟子、家父、吉甫所作的大雅与小雅，并非民间歌谣之体，而是上层流行的雅颂之体，正是王官诗教的成果。前引黄节《诗学》以颂体为诗学之开端，也强调了颂体创作具有士大夫自觉创作的特点。另外，据《毛诗》小序之说，大雅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周代王公卿士所作，如：召康公作《公刘》《泂酌》《卷阿》等诗以戒成王，召穆公作《民劳》《荡》以刺厉王，武卫公作《抑》刺厉王亦以自警，凡伯作《板》《瞻卬》刺厉王、作《召旻》刺幽王，芮伯作《桑柔》刺厉王，这是属于刺的作品。至于美的作品，则有尹吉甫作《烝民》《韩奕》《江汉》等诗以美宣王，召穆公作《常武》以美宣王。又《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0)据此，则《文王》一篇，古人传说为周公之作。 风诗中的作品，我们现在一般认为主要采自歌谣，这在先秦有“采诗”之说可证，宋代朱熹的《诗集传》也强调风诗作为里巷歌谣的性质。但如果依照《毛传》，《十五国风》中的作品，也有不少属于上层人物之作。其中不乏王公卿士所作，如《豳风》的《七月》，序称：“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21)《鸱鸮》序称：“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22)《东山》则为大夫所作以慰东征将士。后来曹丕作《燕歌行》以抒思妇之怀，其实仍然秉承《东山》的遗意，正是后人创作上“征圣”的行为。另外，诗中有明确记载的并为今人所承认的，还有许穆夫人赋《载驰》，也是上层人物之作。在《春秋左传》等文献中，我们也看到王公卿士大夫作诗的若干记载。由此可见，王官的诗教，不仅培养歌诗、诵诗、舞诗等能力，同时也培养诗歌创作的能力。古人俗语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据此，我们难道真的相信，周代诗教只有教诗、用诗的功能，而没有培养诗歌创作能力的功能吗? 如果我们承认王官诗学的实际存在，则我们对《诗经》与周代诗歌创作的真相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而对儒家一系所说的王泽竭而诗亡(孟子)的说法，当然也会有新认识。这种说法即认为王泽竭、王官失职正是诗歌创作衰落的原因。 王官诗学奠定了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要的基因，那就是注重伦理，以教化为主要目的。而诗属于乐，诗教属于乐教，也构成中国古代最基本的诗学思想。后世的诗学，不断地演绎王官诗学的原则，《毛诗·大序》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