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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官诗学是先秦诗学的基础，后两个阶段的诗学即春秋行人诗学和诸子诗学，都是在王官诗学的泽润下产生的，而后来《诗经》学的“三家《诗》”，其渊源亦应追溯到王官诗学。这一点，清人陈奂之说最得要领。其《诗毛氏传疏·叙》曰： 昔者周公制礼作乐，诗为乐章，用诸宗庙朝廷，达诸乡党邦国，当时贤士大夫皆能通于诗教。孔子以诗授群弟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又曰：“不学诗，无以言。”诚以诗教之入人者深，而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卜子子夏亲受业于孔子之门，遂檃括诗人本志，为三百十一篇作序。数传至六国时，鲁人毛公依序作传，其序意有不尽者，传乃补缀之，而于诂训特详，授赵人小毛公。诗当秦燔锢禁之际，犹有齐鲁韩三家诗萌芽间出。三家多采杂说，与《仪礼》《论语》《孟子》《春秋内外传》论诗，往往或不合。三家虽自出于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既没，微言已绝，大道多岐，异端共作，又或僭以讽动时君，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志。故齐鲁韩可废，毛不可废。(23) 陈氏之论，虽然独宗毛传，贬低三家，但叙述先秦至后世的诗学源流，莫此为详。从以大司乐、大师为主体的王官诗学到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诗学，再到齐鲁韩毛四家诗的经学诗学，其间有一个早期诗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即春秋贤士大夫的诗学，所谓“贤士大夫皆能通于诗教”。上文已经论述过，贤士大夫不仅是诗教的传承者，而且其中也有作诗的事实。但到了春秋时期，诗道有所消歇，作诗之事不常见，但也并非绝迹。其最著名者，为《春秋左氏传》闵公二年的许穆夫人赋《载驰》之事。又如《春秋左传》(24)隐公元年载郑庄公与武姜母子所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25)《左传》僖公五年，晋士蒍有感于晋国政治之乱，及晋侯与二公子之间的矛盾，“退而赋”(26)(《史记·晋世家》赋作“歌”，“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27))。《左传》宣公二年载《宋城者讴》：“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28)《左传》成公十七年《声伯之歌》：“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已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29)以及《国语·晋语》载优施作《暇豫歌》(“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30)。乃至《战国策·齐策》所载冯谖客孟尝君门下，三次弹铗作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31)。这些春秋战国时代贤士大夫所赋之诗，体制与风诗都十分接近。这未尝不是王官诗学盛行时代贤士大夫浸润诗教的成果。(32)这些诗歌，未必都合“六义”之旨，但其体制多出于风诗，是可以肯定的。《庄子·外物》还记载了一个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33)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并且完全是一种调侃，但其中也透露这样的事实，即熟于《诗经》的儒士，能够运用比兴之法来作诗。《孟子·离娄下》所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所说的应该是从春秋到战国这个时期，由于王官诗教制度的衰落而各种诗教及诗歌创作活动衰歇的历史事实。 当然，春秋士大夫诗学并没有形成一种诗歌创作的浓厚风气。他们主要还是将《诗经》作为一种经典，根据“《诗》《书》义之府”的原则，作为外交及论政的依据，所以春秋诗学又可以称为行人诗学。 《春秋左传》所载诸多行人赋诗的事实，虽然备受学者关注，爬梳考证者不少，但对于其在早期诗学发展中的意义，则鲜有中肯之论。我想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确定其在诗学上的地位：一，春秋行人赋诗、君臣引诗，其实是周代诗教、诗乐制度在春秋时代的延续与变化，也是证明周代的确存在兴盛的诗乐与诗教的一个基本证据。二，春秋赋诗、引诗是连接周代诗教与诸子诗学、儒家学诗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三，春秋赋诗、引诗开启了一种解释诗学，其中的断章取义、引诗以证等方法，对后世的诗学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在重新建构早期诗学的历史时，必须重视春秋赋诗、引诗这一种类型。 春秋行人诗学不但是诗学发展的重要环节，而且是春秋战国诸子文学发生的重要基础。清代学者章学诚著《文史通义》，考镜学术之源，曾论述战国之文学与六艺及诗教之关系： 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34) 章氏此论，推衍源流，寻其绝绪，所言正是本文所谓“行人诗学”的内涵。但他的观点主要是受到孔子之说的启发，是从行人赋诗对士大夫文学修养乃至于诗学技能的养成着眼的。事实上，班固《艺文志·诗赋略》在叙述辞赋的发生时，也将之归于行人诗学的溉养：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