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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诸子诗学之所以成为后来汉儒诗学之渊源，并非只有观念分裂这一消极的成果，更主要的还是其绍述周代诗教的观念，从各自的学派立场出发，对《诗》及乐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诸子几乎无例外地继承“诗言志”的观点。以孔子诗学为例，他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45)，就是对言志说的一个发挥。但孟子又提出“以意逆志”之说，作为对言志诗学的一种个人的发展。又如《庄子·天下篇》：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46) 《尧典》里“诗言志”是与“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并提，但到《庄子·天下篇》中“诗以道志”是与“书以道事”、“《礼》以道行”等并提。这一条最突出地反映了将诗的属性概括为“言志”，或者说“诗”即“志”，成为春秋战国诸子共同看法。经过这样一个发展，“志”作为诗歌的本体的观念得到了强化。 从《尧典》到《周礼·春官宗伯》，再到《毛诗大序》，中国早期诗学作为政教诗学的特点是十分突出的，诸子诗学尤其是其中的儒家诗学，自然也属于这个大的体系之中，这里可见早期诗学群体原则的强大。但是正如上面所说，诸子时代是诗教观念分歧的时代，相比上述三种诗学文本，诸子诗学可以说比较多地体现个体的思想创造的特点。但是，由于诸子诗学整体上处于“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的诗歌艺术衰落的时代，所以其成果主要不是在对诗歌艺术本身的阐述，而是对《诗》作为一种重要经典的文化价值及其经典特征的肯定。《尧典》提出“诗”“歌”“声”“律”四范畴，周官提出“兴、通、言、语、讽、诵”六种乐语，以及“风赋、比、兴、雅、颂”六诗，这都是对诗歌艺术的直接阐述。可见王官诗学虽然重视政教，但因为在活生生的艺术活动中展开，所以不可能不同时对艺术本身做出阐述。相比之下，对于并不作诗的诸子来说，诗学只是一种知识的教养，《诗》只是经典的一种。所以，诸子谈诗，往往将其作为经典的一种来论定，亦即在多种经典之中，来确定《诗》或“乐”的功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诸子诗学其实是一种文化诗学。当然，诸子诗学对诗的审美功能也有所阐述，如孔子所论的兴观群怨，就是对王官诗学的巨大发展，在阐述诗的政教、群体原则的同时，强调诗的艺术特征即“兴”、诗的个体抒情原则即“怨”；但在更多的场合，孔子所重视的还是诗的文化功能。从“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第八》)(47)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第十三》)(48)。尤其是孔子认为诗在兴观群怨之外，“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49)(《阳货第十七》)，《诗》作为文化教养之经典的价值，昭然可指。其他诸子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能更加突出，如《管子》一书，也多次提到诗的功用，无一不是从文化教养方面着眼的：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管子·内业》)(50) 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管子·山权数》)(51) 诗者所以记时物，与《论语》孔子命伯鱼学诗，多识乎草木虫鱼之名，是同一意思，反映了春秋诗学在“言志”“无邪”之外的另一种功用。 在一种文化诗学的视野中，诸子不仅离开诗之艺术本体，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王官诗学的政教观念与伦理导向，将《诗经》作为文化经典之一，在经典群中寻索、确定其功能。除上述所引诸条外，还可举荀子之论：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荀子·劝学》)(52) 《礼记》又在“诗教”之外，提出“乐教”“易教”“书教”“春秋教”等多种经典教养功能：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53) 这种在经典体系中论述《诗》之功能的方法，可以视为诸子的一种新创，而为汉代的一些学者所继承。如班固《汉书·艺文志》：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54) 这仍然是诸子的论述方式。由此可见，诸子在政教诗学之外，别创一种文化诗学，成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另一派。近时面世的上博简《孔子诗论》“诗亡隐意，乐亡隐情，文亡隐言”，也是属于这种论诗的方法。 诸子时代，私家著述风气兴起，从逻辑上讲，正是文本化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的开端。章学诚《文史通义》论曰：“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55)观乎此，则论诗、解诗之文本化，也应以战国为开端。《毛诗》大序传为子夏所作，六国时鲁人毛公依序作传。而鲁诗的创立者鲁人受学于齐人浮丘公，浮丘公传自荀子。韩诗为文帝时诗博士韩婴所作。现存《韩诗外传》的体例，多为前叙某一历史事实，最后引诗以证。这些事件并非所引诗句的本事，却能阐发诗句的义理。这种做法，当然也与春秋诸子引诗以证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战国正是诗论兴起的时代。在中国古代诗学发展史上，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