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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伦理纲常及朝堂规矩相比照有所违逆。“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贞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防伦之甚者。”[35]赵五娘只身千里寻夫令李渔很为不解，千里寻夫，有多种情况可能使其妇节受到威胁，这一点极不符合时代对于女子的纲常之要求，故而受到李渔的批评。还如关汉卿的《鲁斋郎》，写权贵鲁斋郎强夺银匠李四和孔目张圭之妻，致使两家妻离子散，最后包拯巧计智斩鲁斋郎的故事。故事中，包拯将鲁斋郎之名改为“鱼齐即”，诱使圣上判斩，其中存在着明显的破绽，判案者如何可以随意改动当事人的名字？仔细想来，这一举动显然严重违背了朝廷的相关规定，包拯的做法也不符合一个官员的基本要求，之于生命，甚至有草菅之嫌，该情节存在的合法性与可能性都难以令人信服。 其三，情节前后相矛盾。指按着原初的情节设置，应当是一种结局，后来，“关目”发生变化，其他巧合情节出现，于是产生了不同的情节走向与结局，甚至出现了穿帮现象，这种安排常常给人以刻意而为、斧凿浓重的漏洞之感。无名氏的《货郎旦》写妓女张玉娥一面心颐着魏邦彦，一面却在魏邦彦离开仅一个月便嫁给了长安富翁李彦和。之后又串通魏邦彦谋害李彦和。这其中存在着不可解之处，她为何急着嫁人后又串通杀人？由于这两件事中间缺少必要的关联，故而给人以前后矛盾之感。李渔的《意中缘》对闽莆名妓林天素的描写亦有前后冲突之处。林天素同陈继儒订立了缘盟，却因母逝孝服未满，需回家服孝，在女扮男装的回家途中又遇强人而被拘禁，就情节而言，看点似乎增加了，也闹热了，然而矛盾也因此出现：既然她孝服未满，何故于千里之外私定终身？这便与前面的交待不相符合，给人以牵强之感。李渔剧作情节上的漏洞遭到后人的指责，如黄宗羲在《胡子藏院本序》中曰：“顾今日之最行者，阮大铖之偷窃，李渔之蹇乏，全以关目转折，遮伧夫之眼，不足数矣。” [36] 第四是因袭而缺乏新意。郑光祖《梅香骗翰林风月》之文辞颇有些耐人寻味之处，也曾得到一些赞扬之词，何良俊称其“真得词家三昧者也”[37]，清人李调元亦赞其“其秀丽处究不可没”[38]；然而，该剧终为郑光祖之败笔，因其模仿痕迹太浓，“不出《西厢》窠臼”[39]，清人梁廷枏《曲话》便详述出其与《西厢记》在关目方面的二十处雷同，表达了对该剧了无新意的强烈不满：“张生以白马解围而订婚姻，白生亦因挺身赴战而预联姻好，一同也；郑夫人使莺莺拜张生为兄，裴亦使小蛮见白而改称兄妹，二同也；……莺莺私以汗衫、裹肚寄张，小蛮亦有玉簪、金凤赠白，十九同也；张衣锦还乡，白亦状元及第，二十同也。不得谓无心之偶合矣。”[40]如梁廷枏所言，郑光祖《梅香》在情节的安排布局方面多处抄袭了王实甫的《西厢记》，此等关目，显然难为上乘。李渔指出，“填词之难，莫难于洗涤窠臼”，“填词之陋，亦莫陋于盗袭窠臼”[41]，“窠臼”之于原物，恰如东施之于西施，东施之貌，未必真丑于西施，甚或比西施还更有其耐看之处，然只因为东施“效颦于人”，因此才千古诮之。可见，被诮并非因貌丑，而在于效仿这一行为，戏曲作家要想永葆艺术生命，必须不断创新，超越前人已有的模式，若只懂沿袭古人，老调重弹，便如效颦之东施，当遭讥诮与唾弃。 以上批评之语大都建立在“关目”当缜密、无缺漏、无伤风雅、不抄袭等理解的基础之上，亦都有其相对合理的一面。以常规思维理解，我们亦会与评论者一起指责创作者态度不够严谨，创作水平不够精致，创作动机过于急切等诟病。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确有其缺陷，确可以称之为“关目漏洞”，前人的理解的确有道理。然而前人的非议确无疏漏么？关目漏洞的存在真的仅为遗恨么？细加思索发现，对关目漏洞的理解远非如此简单，有一些地方今天看来依然经不起推敲，我们称之为“真漏洞”。有一些地方则可算是合理空白，是“假漏洞”，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是有意义的“关目漏洞”，这一类关目漏洞的存在，一则因前人的审美标准尚有待重新考量，时变势迁，一些原来掷地有声的理由，现在看来却大有可商榷之处，甚或在当时已有人对其提出质疑；一则从文学发展脉系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进入其生成的特定语境，发现其存在具有理论上的必然性；再则，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关目“假漏洞”的形成亦并非偶然，它与接受者的“喜新厌旧”紧密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