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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早在2008年，我觉得近现代的报刊中大量的文论资料未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正式组织力量从事近现代的诗话、词话、小说话、剧话的整理与研究，指导了多名博士生收集原始资料并做博士论文，并逐渐从近代走向民国。一部中国近代到民国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正是在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不断的碰撞与交流中走向现代化的。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主要由一批所谓旧体文学家所写的民国“话体”文学批评长期受到冷落，严重地影响了对近现代文学史与文论史的全面、准确的理解。实际上，在这批文学批评中，也有不少曾经为研究与承续中国文论与文学传统做出了贡献。今天整理与研究它们，就是为了全面地展示中国现代文论的实际情况，更好地揭示中国现代文论与文学演变的一条规律，即只有排除左右干扰，遵循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原则，才能真正走上正道，也能促使我们认真地、充分地思考这些文学批评的当代价值，坚持立足本土，以中化西的原则，去建设当代科学的文论体系。当然，通过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同时可以培养一批能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发展历史的学界新人。总之，它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古代文论史学科，乃至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这项重大课题拟分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话、剧话等部分分别展开，在全面收集、整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将在民国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紧扣传统与新变、外来与本土、历史与逻辑等多个维度，论述不同“话体”之作的分类、渊源、流变以及整体特点、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学术史上地位等问题，希望能为建设当代“中国文论”学科提供一点理论资源和学理借鉴。 李：今天聊了这么多，使我认识到了您作为中国文论史研究专家的学术历程，受益良多!最后还想请您谈谈，关于当下中国文论史的研究，您还有哪些期待和建议? 黄：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我们中国文论史的研究能使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完善化、现代化、实用化，能为当今建构中国本土化、自主性的文艺理论体系起到切实的作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古与今的关系，另一个是中与西的关系。古代文论是产生于古代社会，用古人的语言与思维写成的，必然与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隔阂与矛盾。这种古与今的隔阂与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代文论本身深深地打上了古代政治教化的烙印，浸透着封建意识，这与当今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二是传统语言、思维与今天语言、思维也有很大距离，今天我们再努力去摸清历史文化背景，解读原著，也无法在完全意义上“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将古今无缝“对接”。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学习与研究它，主要是为了站在当今的立场上，用最先进的理论与思想来将古代的文论进行分析，剔除其糟粕，承传其精华，“古为今用”。其能“古为今用”的基础即是历史的发展遵循着“通变”的规律，在“变”的同时，也有相“通”之处，统一之点。古代与现代之间，毕竟血脉相连，基因相“通”。事实上，现代的不少文论话语，比如“比兴”“知音”“气势”“气象”“意象”“意境”“形神”“叙事”“结构”“性格”“阳刚”“阴柔”“意在言外”“情景交融”等等，是从古代借鉴而来，将旧的范畴赋予了新意，活跃在当今文坛。而反过来看，建构当代的文论，只有植根于传统文论的土壤里，才能真正地生根、发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是古与今之间的统一关系。因此，为了建构当代既科学的又民族的文论话语，我们在注意从当下鲜活的文学经验中汲取营养的同时，就离不开承传古代文论的优秀精神，将古代文论看作是一种与当今文化血脉相连的生命存在，去承续它，完善它，发展它。至于中西关系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文论与西方的文论源自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各有特点，各有短长。比如，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以诗歌散文为正宗，注重抒发真情实意，在文论中形成了意境、格调、神韵、性灵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系统。西方文学以小说戏剧为主体，强调模仿再现与故事虚构，形成了形象、典型、内容、形式等另一套不同的范畴系统。这就很难说谁优长谁低劣。有时从某一角度来看，如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多直觉体悟，比之西方重逻辑、重思辨，看来存在着一些弱点：如不深究事物共相与殊相的区别，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发展概念的理论；推理与分析的逻辑不严密；一些用具象标明的概念、范畴等内涵不明确；论述缺乏系统性、条贯性；等等。但假如从另一个角度看，由直觉体悟思维而形成的即目散评式的文学理论批评，大都是评论者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用自己的心贴近著作者的心去做出的批评，而不是戴着某种所谓科学理论的眼镜，将文本作为没有生命的标本放在手术台上，去作冷漠的解剖。因此，中国式的理论批评是一种鲜活的、贴切的而不是僵硬的、冷漠的文学理论批评，能给人一种“不隔”的感觉，容易被读者接受。所以在其所谓短处，也正可见其所长。至于从影响来看，当中国近代文论变革时，西方的理论曾经被大力引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本身的文论也在不断地改良与革新。当然，我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充分尊重中国传统文论的同时，也绝不能故步自封，盲目排外，而是要胸怀天下，眼观八方，广泛地、积极地吸取海外一切科学、先进的东西，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只是这种学习与吸取，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脚跟坚定地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上，明确与坚守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立场和科学的价值观，以防被外来的低俗、浅薄、廉价甚至是腐蚀性的文化所淹没与消解，注意以中化西，洋为中用，在汇通古今、融合中西的道路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当然，要处理好这两种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近现代以来，我们走了一个多世纪的路，尽管不时遇到曲折甚至是倒退，但总体上还是在不断排除左右干扰，在新旧通变、中西融合的大道上逐步前进的。我对中国文论史的研究，对建构一个现代的、科学的、民族的文论体系始终是充满着信心的。“中国文论”，不但在世界的东方曾经光芒四射，而且在今后全球多元文化的竞艳与交融的过程中，也必将显示出她的独特的魅力。 李：通过今天的访谈，我充分感受到您在中国文论史研究上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您将“文献整理”“史论撰述”与“体系建构”结合起来，实现了整体研究的三重奏。在这三重奏中，您又时刻不忘“有我”“有用”“有物”“有序”“有机”等几个主旋律，着实为当今中国文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您的治学精神、治学经验、治学创获必将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