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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典论·论文》论及“气”“文”“体”三个重要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其核心是“气”“体”适应论。曹丕所谈之气并非“文之气”，而是“人之气”。“齐气”是受齐地理因素影响产生的“人之气”，有自高的心理特质，其本质与“高气”相符；“气”是“文”的主导，“体”是文之气貌风格，即现今所说的“文中之气”的表现状态；作家之气若与约定俗成的文类之体不相适应，则会导致文章不合体的缺陷。由“气”“体”适应论的论证逻辑可知，“气之清浊”无高下之分。《典论·论文》的文体学意义在于：气成文则化为体，在此意义上文体即风格，文类的风格应该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关 键 词：《典论·论文》/气/体/文气 作者简介：潘华，广东药科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发表过论文《“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等。 曹丕《典论·论文》①中的“文以气为主”，被归结为“文气说”的源头，几无异议。但关于《典论·论文》中的“气”如何理解，至今仍争论不休，“文以气为主”与“文气说”理论的内容差距也颇大。在中国古代文论“天之气”—“人之气”—“文之气”的演化过程中，曹丕作为早期关于“气”的重要论述者，其所谈的“气”，本质上是“人之气”。这种气禀承于“天之气”，却不是“文之气”，将其关于“气”“文”关系的论述笼统归结为“文气说”并引申至“文中之气”，并不符合曹丕原意。“真正在写作上建立了‘文气’说的是韩愈。”②这种说法虽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已经明显意识到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与后世“文气说”的差距。目前，学界在深挖《典论·论文》所谓“文气说”的意义时，大都忽视了文章的原旨是“批评文人相轻”，更忽略了曹丕在论述原旨时的独特文学贡献——“气”“体”适应论，因而无法准确评价其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及文体学史上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本文试图从曹丕所论之“气”的本质入手，对其作出“专指人之气”的定性，进而对学界长期争论的“齐气”“气之清浊”等概念的内涵作出辨正。同时分析“气”“文”“体”的内涵与关系，引出曹丕《典论·论文》的论证重点——“气”“体”适应论，揭示长期被学界认识不清的“体”的主要内涵，进一步明确文类的风格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 “气”专指“人之气” (一)“人之气”与“文之气”的争论 《典论·论文》里谈及的“气”，到底是作家之气还是作品之气，长期都有争论。“关于‘气’的涵义，解放前后出版的各种文学批评史、文学史，解说每每不同：或曰气势、曰声调、曰音律、曰语气；或曰才气、曰才性、曰才情、曰性格、曰个性、曰风格。凡此种种，各是其是。但总的来说不外两大类。‘语气’以上四种，皆从作品的语言着眼，为第一类；‘才气’以下六种，均就作家的素质而言，为第二类。”③ 当今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指作家之气即“人之气”。如“气有清浊，虽父兄子弟，不能相移，此实指‘才性’言之，为后世阳刚、阴柔之说所本，与唐宋人之以‘语势’为‘文气’者不同。”④“然子桓之所谓气，指才性而言，与韩愈所谓文气者殊异。”⑤“‘气’是什么?是指作者的才性。”⑥“气，气质，此指人所具有的素质。”⑦“曹丕所说的‘气’，当指人的气质、禀赋，‘文以气为主’，这就是将作家的气质、禀性，视为文的风格面貌的决定性因素。”⑧ 二是认为“人之气”与“文之气”兼而有之。如“曹丕的‘气’是兼统人与文而言之”⑨，“这里所谓‘气’，是指作家、作品给人的一种总体印象、感受，也就是指作家、作品的总体风貌，类似于今日所谓风格”⑩，“从作家而言，主要当指气质，表现在作品中，即是风格”(11)。 三是认为“气”分指“人之气”或“文之气”。对于曹丕文中不同地方提及的“气”，在具体解释时分歧较大，甚至不无对立。如郭绍虞先生认为，“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才气，“徐幹时有齐气”“公幹有逸气”的“气”是指语气(12)。罗根泽先生说：“‘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幹有齐气’，‘公幹有逸气’之‘气’，皆指文章的气势声调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及‘孔融体气高妙’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13)罗宗强先生说：“‘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表现在文章中的气，即文气。而‘气之清浊有体’的气，则是指作者的气。”(14)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曹丕所说的“气”兼指作家之气与作品之气。然而笔者认同第一种观点，即曹丕所谈之“气”专指“人之气”。 (二)“气”专指“人之气”的理论依据 要准确理解曹丕“文以气为主”此句的内涵，首先要弄清“主”字的意思。“主”在此处并非“主要”之义，而应理解为“主宰”，故这句话并非说“气”是文章的主要内容或形式，而是强调“气”对文起决定性的作用。古时此类说法颇多，如“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肾主骨，是谓五主”(15)。因此这里的“文”与“气”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气”是“文”的主导，决定“文”的产生，而“文”是“气”的衍生物。如果“主”理解成“主要”，则“气”变成“文”的附属物，降格成“文”中的“气”，这与曹丕强调“气”的重要性、可贵性的原意不符，并且割裂了与后一句“气之清浊有体”中的“气”含义的一致性，造成“人之气”与“文之气”的混淆。曹丕文中之“气”实专指作家之气，并非作品之气。为免歧义，曹丕“气”论的准确表述应为“气主文说”而非“文气说”。 古人常用人体来比喻文体，“气”与“文”的关系也可从“气”与“人”的角度来参照考量。在古人观念中，人体由气生成，而文体也是气化而来。管子云：“气者，身之充也。”(16)其实气并不只是充盈身体这么简单，它是人的母体。“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黄帝内经》，第55页)从某种意义来说，人以气为主。天地之气孕育生成万物，也包括人，气充斥于人体内外，人体的器官、血肉、皮肤都是气的化身，它们各有名称却不笼统地称为气。天地之气独立于人体之外，它创造人、主导人，却并未成为人体的部分。由此推之，在曹丕的观念中，气创造了文，打上了作家的印记，是高于文且有自主独立性的；气生成文后概念已换，整个文都是气的化身。由“气之清浊有体”可知，“气”有“清”和“浊”两种基本体态，在文中则演化成各种风格之“文体”。《文心雕龙·时序》云：“因谈余气，流成文体。”(17)这说明作家之气向文体的流变，表明“体”是“气”在文中的风格展现。需要注意的是，气成文后在文内不再称“气”，而是形成各种风格之“体”；“体”是“文中之气”的表现状态，“气”与“体”之间有着天然的顺承关系。 (三)“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的启示 《典论·论文》在谈“气”时，有“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的表述，这历来被人批评。“曹丕是没有顾及作者后天的学养及其所遭逢的时空环境对作品的影响，而将作品的好坏全然决之于作者天生的才力；这就与王充的性命论一样，流于才质主义之命定主义了。”(18)曹丕的“气”论是否科学固然是见仁见智，但这句表述的确透露出曹丕所论之“气”属于“人之气”而非“文之气”的天机。 这句话表明“气”不可传习，连遗传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学习了。曹丕深受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影响，在先天气论者的眼光中，“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19)。这种“气”来自于天地，决定了人的形体和性情，是受“天之气”影响的“人之气”，具有先天不可转移的性质。这与后世“文气说”的“文之气”有重大区别，“文气说”论者注重文章的传习，“文中之气”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因为文章本来就是学习的模板。 古代“文气说”论者喜欢把孟子奉为鼻祖，如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提及孟子的“浩然之气”，却不提曹丕，因为孟子与曹丕两人所论之气不是同一路数。苏辙“养气为文”的观点与曹丕“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若按曹丕的观点，苏辙不必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养气，更不必求见韩太尉了。孟子之气是伦理道德精神之气，这种气是可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来培养的，而曹丕之气不可遗传，无须学习，禀受于天，与体质生理相关。刘勰论气与曹丕一脉相承，他的“养气说”更多的是表现作家的“养生”。王锺陵先生指出：“如果说刘勰的‘养气’说是建立在宋、尹、王充‘精气’说的基础上的，那么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养气’说则是建立在孟子这种‘知言养气’说的基础上的。”(20)从不可传习这一点来看，曹丕、刘勰所谈之气具有更强的作家个人属性，文之“体”可学，人之“气”是先天不可转移的。 (四)“体气高妙”“逸气”为“人之气”旁证 《典论·论文》中谈及“孔融体气高妙”，这句话易令人将“体气”误解为“文体、作品之气”。若“体气高妙”指的是孔融所作文章之气高妙，那么何以紧接着说其“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实际上“体气高妙”是指孔融个人的气质高妙。“魏晋时期，‘清浊’并不仅仅是‘才气’意义上的概念，同时也是‘体气’，是人的身体、心性的整体存在。”(21)“气性不均，则于体不同。”(《论衡》，第23页)可见天性之气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史称孔融“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22)，这是他体气高妙的天性表现。“气”与人的身体相关，还可从曹丕《与吴质书》中看出：“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23)“‘体弱’即气弱，缺少阳刚之气，情意伤感，不能振起其文。”(24)因此，“体气高妙”是孔融“人之气”的独特体现。 “逸气”也是“人之气”的一种表现。“公幹有逸气，但未道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汉魏六朝文选》，第255页)前半句评人，说公幹有逸气但未遒；后半句评诗，指出公幹有部分好的五言诗有妙绝之处，这就说出了作家之气对作品的影响。《文心雕龙·体性》评述云“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也是前半句评人，后半句评诗，写出“气”对诗的影响效果。文句中的“气”指“人之气”，气与人连接紧密，而在评品作品时却并未出现“气”字，“言”“情”的状态才是诗的体现。 (五)时人对“气”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时代的变迁使作家向重气的方向转变，“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25)。刘勰关于“气”的论述是对曹丕气论的继承和发展，明显具有“人之气”的特征，如《文心雕龙·养气》云：“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这是专指作家静心养气，与作品之气无涉。锺嵘评刘桢“仗气爱奇”“气过其文”(26)。这里的“气”是评人的，“气”与“文”并提甚至超过“文”，明显不是文中之气。 随着诗文品评的兴盛，从作品角度看待“文之气”的言论渐多，但早期并未直接出现“文气”一词，其中的“气骨”“气格”一类词汇，因古人在诗文评价时常常将诗与人联系起来品评，故评论者所言之“气”多半与对诗人的评价有关。但气论由“人之气”向“文之气”渗透已是不争的事实。曹丕的气论虽然立足于“人之气”，但得到引申并对后世有启发意义。“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即是从分析创作主体所禀之‘气’入手的。尽管学术界对其中的‘气’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曹丕虽然仅仅是从文本的层面上分析作家的气质、才性对作品风格的影响，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却启发了后来的文论家把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27)虽然如此，“气”在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特点并未改变，即使是谈论“文之气”，也是以人的思想意识、才能性情为主导的。曹顺庆先生发现了文气说的基本内核，有助于我们认识“气”的本质：“若对‘文气’加以仔细辨析，我们不难发现‘文气说’有一个基本的内核，即：它主要是指作家的内在禀赋，是指作家从体格元气到精神、气质、情感与性格的总和，是作家在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中表露出来的心理生理与行为方式特征的总和。”(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