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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王翃、朱彝尊为代表的两代梅里词人始以彼此影响却“人各一家”的群体面世，在词学取径与创作风格上转益多师，众体兼备，与之宗尚不一的柳州诸子、云间诸子等连镳竞逐，共同引领词坛中兴。至康熙十七年《词综》成书，标志以朱彝尊为首的第二代梅里词人已融汇浙西群彦，从先前的多元格局走向单一化之路，专尚宋季以姜夔为宗主的“浙词”，倡导“醇雅”，形成浙西词派；同年复出的《乐府补题》，为浙西词派倡导“醇雅”主张，也为其他词人抒发合乎时代发展的心绪提供最理想的范本，朱彝尊携之入京，展开规模不小的拟和，是浙西词派倡导“醇雅”的一次重大实践活动。因其顺应时代精神与词体演变的需求，故得到众多非浙西词人的响应，最终导致词坛转型。 关 键 词：梅里词人/浙西词派/词坛转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项目编号：13BZW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松勤，男，浙江长兴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梅里词人群与浙西词派 梅里，又名梅会里、王店，清初属嘉兴府嘉兴县，是明清之际词学的一个重要渊薮，在词坛中兴史程中，起有不可小觑的推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业师吴熊和先生发表《〈梅里词缉〉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一文，文中在梳理梅里词人群体的构成后指出：“起于明末而盛于清初的梅里词人，实则上是一个梅里词派。梅里词派以朱彝尊为宗主，李良年、李符为羽翼，前者先导，后者嗣响，东西与柳洲词派、西陵词派相揖让，在清初东南词坛，后来居上，遂被奉为浙西词派之大宗。梅里词派与浙西词派这两个名称，涵盖面有所不同，然而可以有分有合，这两个名称并存而不悖。”①首次揭橥了梅里词派的历史地位与浙西派词的渊源所自，为学界所响应。陈雪军便在此基础上，著成《梅里词派研究》，对梅里词派的家族特征、雅集唱和、创作成就等诸多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②。 作为一个流派概念，“梅里词派”最早见于赵怀玉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所作《梅里词绪序》：“网罗散佚，使里中词派一线可寻。”③同时，梅里诸家擅长诗歌，后来又有“梅里诗派，盛于竹坨(朱彝尊)，而实开于介人(王翃)”④之说。但朱彝尊认为：“惟吾里之诗，影响虽合，取而绎之，则人各一家。作者不期其同，论者不斥其异，不为风会所移，附入四方之流派。”⑤里中诗人在创作风格上，“不期其同”，各显其趣；在理论主张上，“不斥其异”，各宗其旨，并不存在“梅里诗派”；同样，里中词人“影响虽合”，却也“人各一家”。 在中国文学史上，对于流派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见仁见智，无统一认识与界定。赵怀玉所说的“梅里词派”，仅仅以同里词人群的外部特征为立派依据；而视同里或行迹相似的文人群为文学流派，在古代颇为流行，有时也为当代学界所接受。朱彝尊对流派的认识，则蕴含了现代意义上流派的基本要素。按照现代流派概念的内涵，一个真正的文学流派，不仅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作家群体，并有主导群体的领袖式人物，更主要的是，在这个群体内部，需要拥有共同的理论主张，而非“论者不斥其异”；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艺术风格，而非“作者不期其同”。以此衡量明清之际的梅里词人群，当如齐森华先生所云：“与其说它是严格意义上的词学流派，不如说是一种多元融合的同里词人群体。”⑥ 首次记录梅里词人群体阵容的，是薛廷文《梅里词绪》。《梅里词绪》定稿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有薛廷文《弁言》，赵怀玉《序》、薛氏《弁言》说： 吾禾之有梅里，自明之初叶，迄今四百余年，虽一隅之地，而骚人词客代不乏人，至本朝为独盛。天下之称诗词者，必举梅里，斯不盛欤。曩年李子蜕庵辑里中古今人之诗，编曰《梅会诗钞》，为桑梓发潜彰隐，洵为美举，惜词家尚未及也。文廷不揣狂鄙，袭蜕庵之余意，辑录里中古今词人□十□家，得词□百□十□首。舍其淫艳，取其清丽，虽不能以扶翼名教，苟不妨乎风雅，免诗人所轻也已矣。是编也未敢尽示于天下，聊为乡里词家之小乘，或后之贤豪有志乎词，溯桑梓之由来，求泉于源，亦可得其绪也。⑦ 交代了编辑《梅里词绪》的缘由与用意，首辑为明万历处士缪崇正，最后为乾隆年间流寓梅里的方薰，检其所辑，词人71家，词365首。所辑词家，均有小传；有词集传世者，均录其词集名；有时彦评论者，均择其要而录，堪称万历至乾隆间一部《梅里词史》。道光九年(1829)，同里冯登府因《梅里词绪》所辑“去取评骘，间有失当”“广搜遗稿，重为增补”⑧，采录词人86家，词423首，广为八卷，易名《梅里词缉》。同治八年(1868)，嘉兴人沈爱莲(字远香)重编《梅里词辑》，凡八卷，词人92家，词420首。卷首有薛时雨《沈香远〈梅里词辑〉序》。该《序》在指出“浙西多词家而盛于嘉禾……而南为梅会里，国初以来号称词薮”的同时，强调了梅里词人与浙西词派的渊源关系。⑨ 从薛廷文的《梅里词绪》到沈爱莲的《梅里词辑》，完整地展示了自万历至乾隆年间梅里词人群的阵容。该群体在明末与顺康之际异脉汇流、和而不同，具有明显的包容性与多元化特征，在词坛中兴历程中，扮演了率先垂范的角色。 吴衡照说：“嘉兴王介人翃，为梅里风雅之倡，尤深于词。”⑩从整个词坛观之，王翃也是开中兴之盛的风气者之一。王庭《槐堂词序》说：“五十年前，予兄介人(王翃)始习词，其时海内惟栖水徐野君(士俊)、卓珂月(人月)，武塘王孝峙(屋)多有作。……而今倚声之学遍天下，吾里之著名者亦十余家，踵事而增华，后来之事居上。噫，盛矣!忆介人同予作词，初数年间，各止百余首。继予有四方之游，介人因索居，专力于此。陈卧子序之之时，已千首矣。已而介人尽搜长短诸调之全，计字数多少叙次为之，成集三大本，集必备诸调，调复备诸体，春、秋二《槐堂词》遂及三千，良古今词家所未有。”(11)该《序》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上推五十年，就是天启三年(1623)。朱彝尊也说：王翃于“天、祯之间，不雅不作，毅然以起衰自任”(12)。而天启与崇祯(1628-1644)年间，为词坛继两宋之后再盛的先行阶段，其具体表现有：徐士俊与卓人月所选《古今词统》刊刻问世，一改以往词坛唯《花间》《草堂》是尊的单一取向，于多种风格兼收并蓄，“大有廓清之力”(13)；王屋率领钱继章、吴熙、曹尔堪等柳洲后进“摩坡仙之垒，登放翁之堂”，重开始于苏轼的诗化“变调”(14)；陈子龙等云间诸子则在回归南唐北宋中，重振风雅“正声”，与明词立了界石。身当此际，王翃同样也不甘步明词后尘，而与徐士俊、卓人月、柳洲诸子、云间诸子等连镳竞逐，不仅在词作数量上为“古今词家所未有”，而且胸怀“毅然以起衰自任”之志，体现在调体上，“必备诸调，复备诸体”，表现在风格上，则“正”“变”并举，众体兼备。崇祯十五年，陈子龙作《王介人诗余序》，对王翃词盛赞不已，并视为同调：“禾中王子介人，示余所著词，不下千余首，自前世李、晏、周、秦之徒，未有多于兹者也。其小令、长调，动皆擅长，莫不有俊逸之韵，深刻之思，流畅之调，秾丽之态，与前所称‘四难’者，多有合焉；进而与昇元父子、汴京诸人连镳竞逐，即何得有下驷耶，王子真词人也已。”(15)所谓“四难”，就是陈子龙为了重振风雅“正声”，在创作上提出“用意”“铸调”“设色”与“命篇”四方面的要求；而“昇元父子、汴京诸人”则是云间诸子取法的对象。陈子龙以为王翃的创作达到了“四难”要求而视为同调，从现存王翃词观之，其言并非无据。不过，王翃没有停留于此，也没有像云间诸子那样“不欲涉南宋一笔”(16)，更不像陈子龙那样斥辛弃疾等南宋词为“亢率而近于伧武”(17)，其《一枝花·拟辛稼轩醉中作》、《满江红·癸未中秋》、同调《有不得索酒，独尽醉中满书》、《水调歌头·赠蔡无能》诸作，便有属于“变调”的“稼轩风”；而《水龙吟·落花》《二郎神·蛩声》《十二时·衰柳》《瑞龙吟·衰草》等(18)，则与白石差近，也首开浙西词派咏物之风。事实表明，王翃取径非一家，风格非一体，以多元审美旨趣为词坛中兴率先垂范，也是王翃“为梅里风雅之倡”的真正意义所在。 王庭所谓继王翃以后“吾里之著名者亦十余”，就是《梅里词绪》所录王庭、胡山、周筼、周篁、朱一是、缪永谋、钱枋、徐楩、杜致远、沈进、朱彝尊、李绳远、李良年、李符等。这十余家大体可分为朱彝尊的前辈与朱彝尊年龄相仿两类。而作为明清之际梅里的第一代词人，王翃为“风雅之倡”，王庭、朱一是等为羽翼，形成了“不期其同”的多元包容的群体创作精神与风貌。第二代词人风雅相继，将这种精神与风貌发扬光大，且后来居上，其中当以朱彝尊为最。 顺治六年(1649)，21岁的朱彝尊迁居梅里后，与王翃、王庭、朱一是等前辈及年龄相仿的梅里同侪交往密切，尤其是王翃。顺治十年(1653)，王翃卒于京口，朱彝尊作《哭王处士翃六首》其四有“知己从今少，平生负汝多”句(19)，语极沉痛，可见交契深厚。朱彝尊填词起步于梅里；在梅里，他深受里中词学风气的熏陶，自不待言，在词学取径的包容性和创作取向的多元化上，不仅明显受到前辈的启迪，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倡自王翃的不拘一格，广取博采，“人各一家”的创作精神。康熙六年(1667)至十一年(1672)，朱彝尊先后集成《静志居琴趣》与《江湖载酒集》(20)。前集原为一卷，后朱彝尊厘为二卷，改名《静志堂诗余》，收词86首，附录10首(21)；后集名取杜牧《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句意，共六卷，收词216首。曹尔堪《江湖载酒集序》指出：“顷与锡鬯同客邗沟，出示近词一帙，芊绵温丽，为周、柳擅场，时复杂以悲壮，殆与秦缶、燕筑相摩荡，其为闺中之逸调耶?为塞上之羽音耶?盛年绮笔，造而益深，固宜其无所不有也。”(22)总结了朱彝尊从青年到盛年词体创作的多元格局与宏大气象及其词艺的不断精进，殆非虚语，也堪称定评，但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江湖载酒集》中有《解佩令·自题词集》云：“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声玉田差近。”又有《水调歌头·送钮玉樵宰项城》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23)其中所言，通常被后世视为浙西词派纲领性的理论主张。诚然，在《静志堂诗余》与《江湖载酒集》中，不乏师法姜夔、史达祖而有胜似姜、史之作(24)，就其整体而言，却与其宗法姜、史、张炎之说不甚吻合。譬如《玉楼春》“效柳屯田体”四首(25)，有浓烈的“柳七风味”；《酷相思·阻风湖口》《尉迟杯·七夕怀静怜》(26)等，不乏“秦七风味”；更多的却如郭唐所说：“激昂慷慨，迦陵为最，竹垞亦时用其体，如《居庸关》(《百子令·度居庸关》)、《李晋王墓》(《满庭芳·李晋王墓下作》)诸作，直欲平视辛、刘。”(27)取法辛弃疾、刘过而胜于辛、刘。这也就是说，朱彝尊在词学取向上，虽然“最爱姜史”而“厌辛刘”，也为浙西词派在理论主张上导夫先路，但与其创作实践并不同步。这表明了创作大于理论，特定情感的抒发有时偏离、甚至走向理论主张的反面。朱彝尊在“四十无闻”时作《百字令·自题画像》，深自感喟：“空白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首风尘燕市。草屩捞虾，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28)这种易代以后漂泊无定的平生之事与失志蹉跎的内心之痛，决定了其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化；与此同时，朱彝尊在里中词学风气的熏陶下，不拘一格，转益多师的群体精神积淀成了一种创作定势。在两者的相互作用下，使其词创作形成了“无所不有”的格局与气象，也造成了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相悖的现象。 从王翊到朱彝尊，梅里两代词人普遍持有“不期其同”的包容性，并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呈现了“人各一家”的群体精神与风貌。因此，他们在词学取径与创作风格上，具有多元化特征。其多元化的取径与创作在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换言之，朱彝尊以其“无所不有”的格局与气象，将倡自王翃的梅里词人群的多元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与同时“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趣，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29)的陈维崧桴鼓相应，均体现出众体兼备且众体兼胜的大家风采而“朱陈”并称，角立词坛，引领风骚，成了继王翃、王屋、陈子龙以后全面推进词坛中兴之盛的两大中坚力量，即张德瀛所说：“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顾梁汾、梁堂村、李秋锦诸人以羽之，尽祛有明积弊。”(3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情感的变化，以朱彝尊为宗主，李良年、李符为羽翼的第二代梅里词人在群体阵容上，从梅里走向了浙西，接纳与融汇了众多浙西词人；在词学取径与创作实践上，从先前的多元格局逐渐走向了“最爱姜史”与“倚声与玉田差近”的单一化之路，最终形成了被后世所追认的浙西词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