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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 一般认为，浙西词派主要以康熙十七年(1678)《浙西六家词》之刻而得名，但其形成经历了词学理论上的建构过程。 从源头观之，浙西词派的理论建构与曹溶有关。朱彝尊《静惕堂词序》称曹溶“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31)曹溶为与梅里毗邻的秀水人，自称与王庭“齐名同里”(32)。朱彝尊与曹溶亦师亦友，常常“曲解偷声谱，扉从问字敲。”(33)因此，学界据该《序》视曹溶为“开浙派词之先河者”(34)；或认为该《序》“带有‘追赠’的意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浙派“先河”(35)。曹溶是否开浙派先河，笔者已撰另文讨论，兹不赘言。简要说明的是，曹溶“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使朱彝尊得以“浏览宋元词集几二百家”(36)，编辑《词综》，为浙西词派树旗杨帜，提供了文献依据，起到了引导作用。 其实，与曹溶一样，朱彝尊在盛年以前并无流派意识；盛年以后，随着漂泊生活的结束和心境的变化，以及词名日趋显著，情感世界与艺术追求趋向单一，流派意识渐趋明朗，姜夔、史达祖、张炎等人笔下的“浙词”，也逐渐成了其专门崇尚的对象。朱彝尊的流派意识，大概始于编辑《词综》时，而明确表达流派意识的时间，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其《鱼计庄词序》云： 曩予与同里李十九武曾论词于京师之南泉僧舍，谓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武曾深然予言。是时，僧舍所作颇多，钱塘龚蘅圃遂以吾两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词》。夫浙之词岂得以六家限哉?……在昔鄱阳姜石帚、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夫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37) 据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康熙十七年”条载，“诏在廷诸臣暨督抚大吏，各举博学之彦。……夏，自江宁应召入都，舍于三里河桥之南泉寺，与李征士良年同寓”(38)。朱、李二人在南泉僧舍论词，实际上是商定词派的理论主张。康熙十二年(1673)，朱彝尊开始编辑《词综》，汪森、周贫、陆进、柯崇朴等先后参编，至康熙十七年成书，凡30卷，选唐五代、两宋、金元词人542家，词1945首(包括无名氏45首)，平均每人不到4首，但所选20首以上的词人有20家之多，其中属于“浙词”作家的就有10人：姜夔22首，高观国20首、史达祖26首、吴文英45首、蒋捷21首、王沂孙31首、陈允平22首、张炎39首、周密54首、张翥27首。据《词综·发凡》“《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云云(39)，知编者将能见到的姜词均收入其中，另属“浙词”作家的张辑、卢祖皋虽存词不多，但也分别入选11首与14首之多。《词综》成书的第二年，龚翔麟所编《浙西六家词》又刊刻问世。两者是朱彝尊流派意识与浙西词派确立的重要标志。而在朱彝尊看来，一个流派的形成，须先确立词统；有了词统，就有了深厚的传统支撑，也有了明确的风格取向。这个词统就是以姜夔为宗主的传承有序的“浙词”系统，即“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扬基，皆夔之一体”(40)。汪森《词综序》对这一词统序列及其审美特征又作了补充说明：“西蜀、南唐而后，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转相矜尚。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长互现，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41)这些词人虽非皆浙产，却犹如以黄庭坚为宗主的“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42)。也就是“取其同调焉尔矣”。 如前文所述，朱彝尊“最爱姜史”的观念，早在他盛年以前就已形成；其《徵士李君行状》又云：“予方避地长水，偕里人诗篇酬和。处士屠爌谓予曰：‘子之才里中罕俪。吾门有李生，将来庶几与子并驾乎。’予遂与君定交。……君兄绳远、弟符与焉。江乡言诗者，目为‘三李’。……于词不喜北宋，爱姜尧章、吴君特诸家，故所作特颖异。”(43)据此可知，论词推尊姜夔，则是朱彝尊、李良年青年时期的主张，只是那时至盛年尚未成为他们唯一崇尚的对象，而且在崇尚什么上，也未形成明确而具体的理论观点，更谈不上为词派树旗杨帜，《词综》的成书，既为在词坛上开宗立派构建了统序，又明确提出了“句琢字炼，归于醇雅”的审美取向，并定于一尊，屏弃“言情者或失之俚”而偏于婉媚与“使事者或失之伉”而偏于豪放两种词风类型。朱彝尊《词综·发凡》云： 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 古词选本……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 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言耳。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字……可谓无目者也。(44) 据宋荦说：“朱锡鬯先生曰：‘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45)在令人“大怪”的新论中，又强调姜夔“最雅”“最杰出”，在当时则无疑“怪”之又“怪”!而朱彝尊提出这一新论，首先否定了《草堂诗余》；否定《草堂诗余》，旨在斥黜三百年明词，消除其在当下词坛的影响。《草堂诗余》是南宋书坊编辑的一部词选，其性质为歌伎歌唱而编的歌本，所以词品偏于俚俗，词风侧重婉媚；所收作品偏重于唐五代、北宋，南宋词作选录较少，姜夔词一首未选；《草堂诗余》在明代不断被刊刻，对明代词人的词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了三百年明词的“不振”。对此，尽管陈子龙等云间诸子以“寄托说”填词，力改明词之俚俗，但在观念与题材上，仍然受《草堂》、明词的影响，谢章铤又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46)所谓“晚唐”，就是“《草堂》、前明余习”。张其锦说：“我朝斯道复兴，若严荪友、李秋锦、彭羡门、曹升六、李耕客、陈其年、宋牧仲、丁飞涛、沈南淳、徐电发诸公，率皆雅正，上宗南宋。然风气初开，音律不无小乖，词意微带豪艳，不脱《草堂》、前明余习。唯朱竹坨氏专以玉田为楷模，品在众人上。”(47)具体揭示了清初浸染《草堂》与明词之风的普遍性，其中就有“浙西六家”中的李良年、李符。即便是“以玉田为楷模”的朱彝尊，也同样没有完全摆脱“《草堂》、前明余习”。徐釚称朱彝尊早期“填词与柳七、黄九争胜”(48)。康熙十八年(1679)，陈维崧在称誉朱彝尊、龚翔麟、沈嗥日、李良年、李符、沈登岸等“浙西六家”“词如白石、梅溪，风格轶群贤而上”的同时，也指出了六家词“滴粉搓酥”“啼花怨鸟”之“艳体偏多”(49)的一面。当然，在明清之际，词坛逐渐呈现多元化格局，尤其是进入康熙朝后，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的崛起，“稼轩风”以其强劲之力吹拂于词坛，朱彝尊及其他梅里词人也自觉不自觉地染指其间，成为词坛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朱彝尊看来，和姜词相比，这与“滴粉搓酥”的“艳体”一样缺乏“醇雅”；换言之，朱彝尊在以“醇雅”为标准斥黜明词与明末以来的词坛现状的同时，也自我否定了以往取径多样、众体兼备的创作历史。 在这种斥黜与否定中，朱彝尊标举新的词统，重构新的审美标准，张扬新的词学主张，一方面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与新的审美需求，一方面出于在理论上开宗立派之需。 蒋景祁说：“浙为词薮，‘六家’特一时偶举耳，故未足概浙西之妙。魏塘柯氏，三世(初岸先生，寓匏昆仲，南陔群从)齐美；武林陆君，南难(荩思、云士)分标。其他作家，不可枚数。”(50)在清初，浙西有杭、嘉、湖三府。至《词综》成书前后，朱彝尊的词名已走出梅里而声誉大江南北，并且倡导新的词学主张，引领新的审美取向，大有领袖群伦之势，浙西群彦望风而归，起而影从，共奉朱彝尊为宗主，也就势在必然了。 当然，浙西群彦归入浙西词派，主要是因为“风气所归，三地词风已倾向一致”(51)；而“风气所归”，则又包括在词学主张上也成为朱彝尊的同调，如杭州陆进、嘉善柯崇朴等浙西词人便参与《词综》的编辑。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朱彝尊提出的关于“浙词”不以词人籍贯分而是“取其同调”的原则，浙派词人并不止于浙西，严迪昌先生便称高层云为“浙派健将”(52)。高层云字二鲍，号谡苑，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有《改虫斋词》。曹溶评《改虫斋词》：“逼似竹垞、葆馚一路。阅之，乃上凌梦窗、白石，有非竹垞诸公可以尽其长也。”(53)朱彝尊题高层云《罗裙草》也说：“拟乐天、中仙，几于神似。向与谡苑论词，意无不合，今更思与阿戎谭矣。”(54)除高层云外，尚有不少非浙西产者如宋荦、曹贞吉等与朱彝尊在词学主张上“意无不合”而成为同调。宋荦在评论曹贞吉咏物词时指出： 朱锡鬯先生曰：“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实庵舍人意与予合。”今就咏物诸词观之，心慕手追，乃在中仙、叔夏、公瑾诸子，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间。 今人论词动称辛、柳，不知稼轩词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为最，过此则颓然放矣。耆卿词以“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与“杨柳岸，晓风残月”为佳，非是则淫以亵矣。迨白石翁崛起，南宋玉田、草窗诸公互相唱和，戛戛乎陈言之务去，所谓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者。此竹垞论词必以南宋为宗也。今读实庵咏物十首，仿佛《乐府补题》诸作，而一种渺之思，瑰丽之辞，与夫沉郁顿挫之气，直驾诸公而上之，拟诸白石《暗香》《疏影》之篇，何多让焉。(55) 宋荦字牧仲，号漫堂，河南商丘人，官至吏部尚书，有《枫香词》。康熙十八年，宋荦以刑部郎中出榷赣州期间，编成《宋元五家词选》。据其《宋元五家词选叙》，该《选》就是“因念锡鬯论词以白石为宗，谓实开南渡生面”而编，但未能觅得白石词，“犹有遗恨”；《叙》云：“先是，余得草窗、玉田二种词于京师旧藏书家，静夜吟之，气味良别。作而曰：善言词者，将以细腻、超脱药从前结习。由今观之，细腻孰如周密公瑾氏?超脱孰如张炎叔夏氏乎?迨朱十锡鬯应诏来国门，以示之，欣然曰：‘余于禾中故家所得，若与子有合焉!’乃并出五家写本，周、张两集外，又有所谓《日湖渔唱》者，陈允平君衡氏作也；《玉笥山人词》者，王沂孙碧山氏作也；《蜕岩词》者，张翥仲举氏作也。是五人者，或抽新于宋季，或标颖于元初，虽机杼各出，而以要于细腻、超脱，则均之乎无愧也。于是实庵曹舍人见而悦之，点次评骘，甚平且确。”(56)宋荦在阅读周密、张炎词集的过程中，萌生了以周、张的“细腻、超脱”，“药从前结习”的词学主张；所谓“结习”，就是指柳永的“淫以亵”、辛弃疾的“颓然放”等等。朱彝尊见到宋荦所藏周、张两集后欣然所说“余于禾中故家所得，若与子有合焉”，不仅是文献意义上更是词学思想上的“合”。这种不期而同的“意合”，促使宋荦编《宋元五家词选》，为朱彝尊“论词必以南宋为宗”的词学主张推波助澜，所以在词坛面对“词至南宋始工”之说“未有不大怪者”的情况下，却与曹贞吉心仪此说，也就不足为怪了。曹贞吉，字升阶，又字升六，号实庵，山东安邱人，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至礼部仪制司郎中，有《珂雪词》。当宋荦出其所藏的、被朱彝尊列入“浙词”系统的张炎等五家词集，曹贞吉“见而悦之，点次评骘，甚平且确”，而且其咏物词的创作，“心慕手追，乃在中仙叔夏公瑾诸子，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间”，或“仿佛《乐府补题》诸作……拟诸白石《暗香》《疏影》之篇，何多让焉”。因此，蔡嵩云将他归入浙派：“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釚)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57) 不过，“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并非高层云、宋荦、曹贞吉、徐釚等人一以贯之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取向，他们与朱彝尊不期而同，一时成为浙西词派的同调或健将，如同报春的梅花，透露了词坛转型的信息；换言之，朱彝尊从先前取径多样到后来专尚以“醇雅”为审美特征的“皆夔之一体”的“浙词”，不是浙西独有的词学现象，而是顺应了新的审美趋向，率先引领词坛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