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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西词派与词坛转型 陈廷焯指出：“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58)促使“风气一变”的一个重要契机，则是康熙十七年《乐府补题》的复出。时人蒋景祁便说：“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之力。”(59)毛奇龄又从个案的角度指出这种变化：“迦陵陈君偏欲取南渡以后、元明以前，与竹坨朱君作《乐府补题》诸唱和，而词体遂变。”(60)具体地说，“浙西”词人专尚以姜夔为宗主的“浙词”的同时，以咏物为取向，以唱和为模式，以《乐府补题》为主要范本，最终促使了浙西词派的形成，也导致了“词体一变”与词坛转型。 明清之际，词坛盛行唱和之风，尤其是康熙四年至十年期间发生的“江村唱和”“广陵唱和”与“秋水轩唱和”，成为词坛中兴的三大推力。不过，这三大唱和并无咏物，而是在赓和中即事抒情，抒发作者的易代之悲，失路之痛，“词风一次雄健于一次”(61)。当然，这并不是说顺治与康熙初年无咏物词，特别是浙西词人尤好咏物，如梅里第一代词人王翃《槐堂词存》所收166首中，21首为咏物；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所收213首中，50首为咏物；李良年《秋锦山房词》所收70首中，22首为咏物；李符《耒边词》所收181首中，咏物有41首；沈皞日《柘西精舍集》所收83首中，咏物有23首；龚翔麟《红藕庄词集》所收186首中，咏物有40首。可见咏物是浙西词人的经常性创作，而以慢词咏物，则是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等人的代表性创作。随着朱彝尊、李良年、李符等浙西词人入京，这种咏物风气也被带到了京师词坛的唱和活动之中。如康熙十五年前后，朱彝尊与“辇下诸公”徐倬、宋荦等以《绮罗香》调“咏萤唱和”(62)：康熙十五年至十六年间，朱彝尊、李符、宋荦、曹贞吉等以《天香》调“咏绿牡丹唱和”(63)；尤其是康熙十七至十八年间，京师词坛的咏物唱和异常频繁，如朱彝尊、李良年、钮琇、高不骞等以《疏影》调“咏秋柳唱和”(64)；朱彝尊、李良年、尤侗、蒋景祁、曹贞吉、陆葇、沈季友等以《疏影》调“咏黄梅唱和”(65)；李良年、曹贞吉、钱芳标等以《疏影》调“咏绿萼梅唱和”(66)；李良年、曹贞吉、李符、高不骞等以《惜红衣》调“咏荷花紫草唱和”(67)；沈嗥日、陈维崧、蒋景祁、尤侗、陆葇等以《霜叶飞》调“咏黄芽菜唱和”(68)，陈维崧、梁清标、徐釚、毛奇龄、尤侗、汪懋麟等以《摸鱼儿》调“咏窝丝糖唱和”；(69)陈维崧、梁清标、徐釚、毛奇龄、尤侗等以《百字令》调“咏米家灯唱和”(70)。……由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中也表明以咏物为取向的唱和成了连接在京词人的一根纽带和京师词人创作活动的一种模式，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推“拟《乐府补题》唱和”。《鹤征录》“陆葇”条云： 先生性爱词，在京师与竹翁(朱彝尊)并和宋末《乐府补题》诸调。时先公(李良年)自制《乐府后补题》五阕，先生见之，曰“此词家仙笔也”，遍和之，且为刻笺叙云“去岁竹垞表兄自金陵来，携《乐府补题》一卷，皆南宋名家之作，偕余属和。余时适馆东安门北，友朋罕往还，词成不以示人，今夏移榻寓斋，净几陈编，相对忘署。读李十九兄自制《乐府后补题》五调，叙同寓斋绮而和之，不啻青蝇声杂鸾凤声也”。(71) 所谓“去岁”即康熙十七年。该年，陆葇、李良年、朱彝尊应召入京；次年，参加博学鸿词考试。李良年因未通过考试，当年离京。陆葇与朱彝尊、李良年“拟《乐府补题》唱和”，在康熙十七年至十八年期间。徐海东据《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统计，在此期间参与“拟《乐府补题》唱和”者共43人，词144首。43人中，陈维崧、朱彝尊、尤侗、李良年、陆次云、陆葇、毛际可、毛奇龄、徐嘉炎、蒋景祁、徐釚诸家于康熙十七年赴京应博学宏词试，曹贞吉、宋荦、曹寅、沈皞日等人则原已在京，其余或为异地追和。其中近三分之一的追和者产自浙西，其追和数量也最多，如朱彝尊7首、沈皞日7首、王庭6首、李良年5首、李符5首、沈岸登5首、龚翔麟5首、陆葇5首、汪森5首、徐嘉炎5首、邹天嘉5首，非浙西产而追和数量在4首以上的有：陈维崧5首、丁炜5首、高不骞5首、钮琇5首、王霖5首、徐釚5首、周在浚5首、尤侗4首、曹贞吉4首、宋荦4首(72)。 学界通常认为，《乐府补题》所收宋季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的咏物词寄托了亡国之思，具体地说：“《补题》所赋有五：曰龙涎香、曰白莲、曰蝉、曰莼、曰蟹。……大抵龙涎香、莼、蟹以指宋帝，蝉与白莲则托喻后妃。”(73)谭献认为：“《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74)严迪昌先生进而指出：“浙西词宗正是借《补题》原系寄托故国之哀的那个隐曲的外壳，在实际续补吟唱中则不断淡化其时尚存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的情思。这种‘淡化’沉淀心底深处的与新朝统治不相协调的心绪，无疑顺应特定的政治要求，也符合时代演变的正常秩序。”(75)揭示了拟和之作成为“巧构形似之言”的历史原因及其内涵特征，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 不过，尚须说明的是，在这种“淡化”的背后，蕴藏着拟和者十分复杂的心态。“拟《乐府补题》唱和”，正值清廷召试博学鸿词之际。据载：“康熙丁巳、戊午间，入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词，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诗云：‘北阙已成输粟尉，西山犹贡采薇人。’时以为实录。”(76)这是朱彝尊、陈维崧等应试者在续补吟唱中“淡化”原作“古意”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又陈维崧《雪狮儿》云：“蠢尔黄奴，讵识真龙有主。铜绦难掣，轵道上、降王婴组。尧阶舞，赭幄曈昽日午。”该词调下有序：“戊午秋西域献黄狮子至，一时待诏集阙下者不下百人，皆作诗歌揄扬盛事，崧亦填词一首。”(77)康熙十七年，西域进贡黄狮子，在朝之臣奉旨作诗相贺，“以昭皇上慎德格远之化”(78)。陈维崧说“真龙有主”，不仅承认当今皇帝的合法性，而且也包含了“慎德格远”的意思。这表明新朝统治已为包括陈维崧在内的追和者所臣服，成了他们“拟《乐府补题》唱和”中“淡化”原作“古意”的最终动力。然而，无论授人仕途的博学鸿词试，抑或清廷的合法性得到认同，均无法消却深深铭刻在拟和者心头的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所以难免产生与新朝政治不协调复杂的心态。譬如在应博学鸿词试者中，绝大多数在行迹上主动应试，朱彝尊在一封家书中又说：“明中堂相见，待我甚好。据彼竟云朝廷第一注意是我。然我目昏，不能作楷字，□□□都非少壮时，正恐考不上。”(79)但其拟和《补题》之一《桂枝香·蟹》却云：“便八跪、双螯都利。被寒蒲束缚，仄行无计。试放闲塘蓼岸，描成秋意。”(80)在咏《蟹》一题中，其他拟和者也多以被束缚或被捕捉的蟹自比，如陈维崧同题续和：“蒌蒿浅渚。有郭索爬沙，搅乱村杵。溪簖霜红织满，夕阳鸦渡。渔人拂晓提筐唤，小门边、陡惊羁旅。”(81)说不小心误入罗网的蟹，在被渔人放入筐中带回其家时，才陡然惊觉自己被捕；而蟹的“陡惊羁旅”，则用以比喻自己为应博学鸿词试而羁留京师。朱彝尊写蟹“试放闲塘蓼岸”，则在直接表达蟹的请求中，寄寓了不求仕进的心态。钮琇论朱彝尊这首咏蟹词与另一首拟和之作咏蝉词时也说：“玩两词意，岂萦怀簪绂者?”(82)这与其家书所云无疑互相矛盾，但“正恐考不上”与“试放闲塘蓼岸”同出一体，均为作者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的流露。这种矛盾心态是应试者拟和《补题》时所普遍具有。陈维崧入京应博学鸿词试之时，范国禄作诗为其送行：“梦卜勤求事若何，进来破格已加多。更烦摆此弥天网，特为诸君设一科。”(83)对此陈维崧自然一清二楚，但他与朱彝尊一样，既自投这张“弥天网”，并于考中后成为朝廷命官，又以被捕之蟹自喻，渴望摆脱“弥天网”的束缚。这也就是说，尽管“继复荐举博学鸿词，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为当时实录，但不能因此简单地判定应试者是积极入世，还是无意仕进，是怀恋故国，还是迎合新朝，他们在进退之间，怀有十分矛盾复杂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正是他们以咏物为取向，问津以姜夔为宗主的“浙词”，促使词坛转型的内在驱动力。 朱彝尊《乐府补题序》指出：“诵其词，可以观意志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84)认为《补题》所载咏龙涎香、白莲、蝉、莼、蟹五题诸作，不失“意内言外”之旨，境幽意浓，寄托遥深，并继承“骚人《橘颂》”传统，咏物体格，出乎醇雅。这是朱彝尊为“浙词”开宗立派所倡理论主张的具体体现；进而言之，《补题》既为朱彝尊倡导“浙词”理论主张，又为当时词人抒写矛盾复杂的心态，提供了最合适、也最理想的范本。 无论寄情达意抑或句琢字炼，《乐府补题》是宋季“姜派”词人群体性践行姜夔开拓的、以咏物为取向的醇雅审美取向与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而其“意内言外”的寄托之旨，对于怀有矛盾复杂心态的词人来说，必然会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因此在拟和中，也自然诱发他们抒写故国之思的冲动。如徐釚《摸鱼儿·莼》： 惹江东、季鹰归去，只三泖五湖路。年年惯做秋风伴，碧缕愁牵烟雾。愁何莫。君不见、霜摧菰米莲房露。留伊少住。恰鲈脍方残，霜柑又好，一样系情处。 堪惊也，惟有波漂苹末。那禁几番风雨。还从碧涧忆莼羹，脂滑晶莹无数。休回顾。君不见、芦花瑟瑟迷寒渚。犹闻人语。问食品厨娘。银丝冰缕，应为尔添箸。(85) 在字面上，该词主要化用并演绎西晋张翰在洛因见秋风起，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而辞官还乡的典故，抒写归隐心绪，与《补题》原作以咏莼怀念宋帝的“古意”相去甚远。不过，下片“芦花瑟瑟迷寒渚”句却见于词人先前所作《送方尔止还金陵》诗：“尔从霅水来，片帆不肯住。乘风夜过洞庭西，芦花瑟瑟满寒渚。渚清沙白今送君，朔风旅雁高入云。官司捉船船户避，津前头不敢行。……双桨随君载君去，莫忘江城离别处。遥指金陵宫阙傍，蒋山夜火乌栖树。”(86)题中“方尔止”即方文。徐釚《先府君事略》载：其兄矿与方文、吴易、沈自炳等“团聚乡勇”，在家乡吴江一带起兵抗清，“矿败亡命，匿吴兴山中”；“乙酉夏秋，金陵失守，衣冠之族举室南迁。桐城方文、京口潘江、钱邦芑素与先兄矿交善，俱来西濛，置酒悲歌。先君见时事不可为，力赞先兄矿偕诸君入闽。”(87)据此，徐钒送别先兄故人诗“遥指金陵宫阙傍”一句，寄托故国之思自不待言，“芦花瑟瑟满寒渚”一句也非一般的景物描写，万寿祺《鬼鸱》诗可为此句作注解：“吴江十里飞尘埃，堤长日短营门开。杀人如麻二百日，骸骨累累高崔嵬。四面大湖尽葭荻，西风瑟瑟吹徘徊。沉樯破橹鬼聚哭，往往白昼生阴胚。”(88)顺治初年，在吴江一带的反抗与镇压的较量中，有多少抗清者被杀戮!由此观之，词在“堪惊也，惟有波漂苹末。那禁几番风雨”的过片后，重复《送方尔止还金陵》“芦花瑟瑟满寒渚”诗句，绝非巧合，而是作者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在词中的再现，并用“君不见”三字予以强化，继而出诸“犹闻人语”，其意实为万诗中的“沉樯破橹鬼聚哭”。要之，该词寄托了故国之思，甚至家国之恨，只不过这种原本浓烈的情思被深深隐藏在所咏物象的背后而作了淡化处理，表现为“空中传恨”而不易让人发现。他如曹贞吉《天香·龙涎香》，陈维崧评：“此钱塘贵主奁中物也，赵家姐妹虽有好香，总不脱人间烟火。”李良年也说：“妙于曲写龙涎，不然，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与此无与也。”(89)在曲写“钱塘贵主奁中物”中寄托与南宋遗民一样的故国哀思。又陈维崧拟和诸作如《齐天乐·蝉》《天香·龙涎香》，也在曲写中“寄发易代同感的情思”(90)。由此等等，都是过咏物体格，“空中传恨”。 综观“拟《乐府补题》唱和”诸作，其主题并不止于故国之思，尚有如上述朱彝尊、陈维崧在咏蟹中，将原作“古意”转化为仕途进退的矛盾心态，也有如王庭《桂枝香·蟹》：“平生谙尽烟波事，怕浔阳汤火初爇。前溪莫去，矶头巧簖，久无虚设。”(91)曹贞吉同题：“依稀记得，鱼庄设簖，夜分无寐。”(92)等等，寄托对仕途环境的忧悸心绪。不过，这种多元主题的形成均基于拟和者的易代之悲与身世之感；《补题》则为他们淡化这种与新朝统治不相协调的心绪，提供了最合适的表现方式，从而导致“词体一变”。进一步说，朱彝尊携带《补题》入京，展开规模不小的群体唱和，既是浙西词派以姜夔为宗主，倡导醇雅的一次重大的实践活动，又出于时代精神与词体演变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得到了众多词人的响应，其中陈维崧颇具代表性。先著说： 四十年前，海内以词名家者指屈可数，其时皆取涂北宋，以少游、美成为宗。迨《山中白云词》晚出人间，长短句为之一变，又皆扫除秾艳，问津姜、史。时贤辈出，竞尚诗余。浙西则有六家，颇为清拔，而阳羡陈其年于此道独优，《迦陵集》行，遂传衣钵。由是而宋末一派几遍东南矣。(93) 相对于当今关于陈维崧与朱彝尊在词学取径与创作风格上泾渭分明，各领风骚的种种阐述，这无疑是一种独特的说法，鲜为学界所注意。的确，先著之说过于笼统，容易令人产生误解，如果联系前引毛奇龄语“迦陵陈君……与竹垞朱君作《乐府补题》诸唱和，而词体遂变”，其说就有了具体的指向，也表明在这一点上朱彝尊与陈维崧的趋同性早已为时人所认同。诚然，在取径稼轩中形成的“飞扬跋扈”是陈维崧的主导词风，但康熙十七年入京应试后，陈维崧为复出的《乐府补题》作《序》、并投身于“拟《乐府补题》唱和”，又多次参与“辇下诸公”的其他咏物唱和。综观陈维崧的这些唱和之作，毋庸赘言，与其“飞扬跋扈”的词风大相径庭，在咏物意象、抒情方式、句琢字炼、意境创造上，均相当程度地从原先取径稼轩转化到师法姜、史上来，与朱彝尊等浙派词人共同体现出以醇雅为特征的艺术风格，合力促使“宋末一派几遍东南”。 当然，这并不意味陈维崧属于浙西词派，作为词学或词体创作的一种新的取向，咏物体格，问津姜、史，崇尚醇雅，是包括陈维崧在内的众多词人在顺应时代精神需求中的一种审美选择，为风会所移，只是这种选择在朱彝尊等浙西词人编辑《词综》的过程中业已确立，率先践行，即所谓“竹坨博搜唐、宋、金、元人集，以集《词综》，一洗《草堂》之陋，其词句琢字练，归于醇雅”(94)，后经陈维崧、高层云、宋荦、曹贞吉、徐釚等众多非浙西词人与之大合唱，助长了浙西词派的形成，也共同推进了词坛的转型，渐成词学主流，正如严绳孙康熙二十六年序《词律》所说：“比年词学以文则竹坨之《词综》，以格则红友之《词律》。窃喜二书出，而后学者可以为词。”(95)进入康熙中期，“家白石而户玉田”已非止于浙西一域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