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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气”“体”适应论 与“气”相对，还应阐述一个重要的概念——“体”，这是“气”转化而成的“文”之风格体貌，也是今天所谓“文中之气”的表现状态。 (一)“体”即风格 《典论·论文》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涉及当今人们思想中两类“体”的概念：一是文类体裁，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四科八种文类；二是体貌风格，即“雅”“理”“实”“丽”这四种文体风格。文中有“四科”的说法，今人常说“四科八体”，其实应为“四科八类”，四科含八种文类，而不是八体。“这里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乃文章的分类。此种分类，乃来自题材的不同、用途的不同，与决定文章好坏的文体，完全是两回事。”(52)曹丕说：“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的“体”指“四科”之文体风格，也即“雅”“理”“实”“丽”。以孔融为例，文中言其“不能持论”，但曹丕并没有提出孔融的论体文在文类体裁上有何问题，而是指出其论不好的原因是“理不胜词”“杂以嘲戏”，无法达到“书论宜理”的要求。如孔融论曹操禁酒，“虽然，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建安七子集校注》，第90页)。此段议论语词虽高妙，但理性不足，缺乏逻辑，有点强词夺理。鲁是因儒而损的吗?不弃文学就是不弃儒吗?这些都经不起推敲，正所谓“理不胜词”。又如关于“圣人优劣”的议论：“马之骏者，名曰骐骥；犬之骏者，名曰韩卢。犬之有韩卢，马之有骐骥，犹人之有圣也，名号等设。”(《建安七子集校注》，第103页)将圣人与马、狗相提并论，这正是“杂以嘲戏”，不伦不类，在时人看来简直是胡说八道的玩笑话。这些都是风格上的判断，由此可知曹丕说的“体”是指风格而不是文类体裁。 (二)气化而来的个人风格之“体”与文类之“体” 从“气之清浊有体”可知，由气的“清浊”之体演化出来的文体，首先指的是文的气貌风格体态而不是文类。“雅”“理”“实”“丽”，这些风格都是“气”在文中的展现，曹丕没有称之为“文中之气”，而是给它们一个专用名称——“体”。 作家的气生成文之后，都有其体貌风格，“体”是对“文中之气”的一种描述和概括。作家的禀气虽然主文，并形成其作品的体貌风格，但这只是个别篇章之“体”，可称为“小体”。“小体”是无数的，按刘勰的说法就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在人类写作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文类风格，这可称为“大体”。“文体的规范与传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约定俗成，这是一种无形的法则，是读者的阅读期待与阅读习惯，并以之作为衡量标准。”(53)曹丕提出的“雅”“理”“实”“丽”，指的就是这种“大体”风格，是四科八种文类的体貌风格标准。文人所作某篇文章的“小体”，也要经历“大体”的主流认定，当被认为符合“大体”的标准和要求，也即“合体”，才能称之为好文章。作为文类总体风格的“体”是有示范效应的，个人文章的“小体”风格虽然各异，有时甚至因作者才气强劲也可创体或破体，但一般行文应遵循文类的“大体”风格要求，故古人崇尚“尊体”。作为文类的“大体”也是气的化身，它不是个人之气而是集体之气，含有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性的实用倾向和审美倾向，里面往往还有权威作家的典范作品作为标准。由此可知，作家之气创造的文还要受到文类之“体”的限制和检验。 (三)“气”“体”适应论的论证过程 “气”与“体”需要和谐才能产生好的艺术效果，一般人不是通才，不能“备其体”，所以难以擅长各类文章。孔融就是典型例子，他虽有“高妙”之气，但当“气”与“体”不相适应时，则出现“理不胜词”的尴尬状况；当“气”与“体”相适应时，则是“杨、班俦也”。这展现了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一种逻辑论证思路：曹丕反对文人相轻，但的确存在有才性的文人所写文章出现缺陷的现象，文人之“气”与文类之“体”不相适应就是其为解释此现象而寻找出来的证据。张少康先生说：“《典论·论文》的中心是论述作家才性与文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是和汉魏之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直接联系着的。”(54) 从“王粲长于辞赋”至“唯通才能备其体”这两段，语意比较明白，说明文人气质各有特点，难以全面适应各种文体的要求，这是“一气对多体”的状况。如同样是孔融这个“体气高妙”的人，面对不同的文类风格，写出的作品效果优劣差异显著。“文以气为主”这一段，实际上是反向论证，说明“一体对多气”的状况。文中引用音乐作譬，同样是一段体例相同的曲子，“曲调虽均，节奏同检”，但由于吹奏的人有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气质，气有清浊之分，因此出现“引气不齐”的情况，最后效果是巧拙差异显著。曹丕正是运用“气”与“体”的相互适应理论来解释文人写作各自有长有短，当其撰写不擅长的文类时，所作之文就会出现缺陷，继而出现“各有所长，相轻所短”的文人相轻现象。由此看来，在《典论·论文》中，“文以气为主”这个影响后世文论的重要观点，其实只是作为一个分论点来为“批评文人相轻”的文章整体观点服务的，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顺带提出来的，毕竟是继承前人之观点。 其实在曹丕之前，作为天地之气、哲学之气、生理之气的“气论”早已流传，“精气为物”的思想意识早已深入人心。曹丕并非第一个论及气与文关系的人，前人或明或暗都曾点出过，如“故古诗人之作，皆天流气，使其言不空也”(55)。可见曹丕的“文”“气”关系的观念只是继承前人观点，故其没有展开论证为什么文以气为主，也没有论证文如何主气，甚至根本没提所谓“文中之气”，论证重点并非是“文”与“气”的关系，而是“气”和“体”的适应关系。虽然文以气为主，但“气”只是主文，在面对带有集体权威意识的“体”时，还需要适应。曹丕论证逻辑是：作家的气与文章的体存在着不相适应的情况，这是有才气的作家写作出现缺陷的原因，也是出现文人相轻现象的客观基础。因此，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气”“体”适应论，与后世所谓“文气说”的内容相差较远。“气”“体”适应论的文旨揭示也证明了曹丕文中所提之“气”专指作家之气，它与“文之体”是要相适应的。 (四)“气”“体”适应论对“清浊”的逻辑分析 运用“气”“体”适应论的逻辑来作分析，也可解决一个古今争论的公案——气之清浊是否有高下之分?由于曹丕语焉不详，“气之清浊有体”这句话中的“清浊”成了争辩焦点。“清浊”最初指阴阳，“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56)。有意思的是，中医有阴清阳浊说法，与阳清阴浊刚好相反。“夫阴清而阳浊，浊者有清，清者有浊，清浊别之奈何?”(《黄帝内经》，第310页)当清浊分指阴阳时，是没有高下之分的。曹丕在这段中用音乐作譬，音乐中的“清浊”也没有好坏之分。“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57)这些音乐声律节奏方面的悖反因素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能“相济”。但汉代以后，人们对清浊观念加入了自己的感情色彩，出现高下褒贬之分。“贤愚岂尝类，秉性在清浊。”(58)“气初生物，谓物在于胞胎，物生有声，声有刚有柔，有浊有清，有好有恶，咸发于声也。”(59)在现当代，“清浊”仍然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曹丕自己对气的研判有高下之分，如不喜徐幹的“齐气”，喜欢孔融的“高妙之气”，这又让清浊之辨平添变数。“‘清’指文学家具有的气质、个性、才能是美好、优秀、卓越的，‘浊’则相反，指的是文学家禀赋低下，其气质、个性、才能恶俗低劣平庸。”(60)“气清则格高，气浊则格下。”(61)而另一方面，郭绍虞先生作注时说：“清浊，意近于《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刚近于清，柔近于浊。”(《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62页)他并不主张将清浊分高下。 究竟曹丕所说的“气”有无高下之分?若按其“气”“体”适应论的逻辑来分析，则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曹丕谈及一般人不能“备其体”，论述方式是“一气对多体”，同样一个人，同样一种气，面对多种文类风格要求时，效果有好坏之分，“一气”是同一的，没有差别，“多体”是并列的，没有高下之分；其后用清浊之气与音乐之体举例，论述方式是“一体对多气”，同样的音乐体例面对不同的清浊之气，效果有巧拙不同，“一体”是同一的，没有差别，“多气”是并列的，也应该像前面所说的多体那样没有高下之分。这种逻辑分析需要营造一种公平的对比环境，“一气对多体”与“一体对多气”都是对应公平的，而最后的效果也是相似的，一个有好坏之分，一个是巧拙不同。由此可知，“气之清浊有体”中的“清浊”并没有高下之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