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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霖，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桂奎(1967- )，男，山东临沂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题记：黄霖(1942—)，男，上海嘉定人，曾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五十多年来，他除了对《金瓶梅》等中国古代小说深有研究之外，还秉承复旦大学中国文论史研究的优良传统，陆续推出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古小说论概观》《近代文学批评史》《原人论》《文心雕龙汇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七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中国分体文学学史》等一系列成果，参与“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主持“八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九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近来又作为“马工程”首席专家完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作为首席专家斩获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在中国文论史研究方面，先生既硕果累累，又新花绽放。他是如何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地一路走来的?又是如何在复旦大学既有传统基础上承前启后的?下一步他还将有哪些创造?围绕这些问题，笔者最近特约先生进行了一次专题访谈。 李桂奎(以下简称“李”)：先生，今天难得邀请您坐下来专门谈一谈您在“中国文论史”研究方面的治学之道。知您事务繁忙，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一领域中研究的大致情况。时至今日，您如何估量“中国文论史”研究在您学术生涯中的分量? 黄霖(以下简称“黄”)：五十多年来，学习与研究“中国文论史”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1964年大学毕业前后，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门学科自独立以来学界真正自觉地关注文学理论民族化的时候，一时成为一门非常热门的学科。复旦大学又是研究中国文论史的重镇，当时拥有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赵景深先生等一些大家。于是我便决定报考“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向的研究生，师从朱东润先生学习。毕业后，经过了十年的折腾，终于在1978年重返复旦大学，被分配在新成立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工作，从事编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批评”部分。接着，在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主持下从事《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写。后来，王运熙先生命我与他一起主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编写工作。接着，我又沿着先辈老师的路继续走下去，与研究室的同仁一起搞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及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到最近完成“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写工作，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转。中间，搞《三国》《水浒》等小说特别是《金瓶梅》的研究，那实际上都是由搞小说批评史而延伸出去的工作。在一些小说的研究中，我做了不少有关作者、批评家、版本等方面的文献考证工作，最终大都是为批评史研究服务的。所以，当有人介绍说我是“搞《金瓶梅》的专家”的时候，我总会纠正说，搞《金瓶梅》是我业余的业余。五十多年来，中国文论史的学习与研究才是我最主要的本职工作，是我学术生命的核心所在。 李：众所周知，“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复旦大学居国内一流的强势学科，基础雄厚，力量强大。您刚才说了，先有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引领风气，开辟阵地；继而有王运熙、顾易生两先生开疆拓土，把这一学科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待您领军后，是如何身体力行地继续发扬光大、拓展局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