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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王运熙、顾易生两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已将“史”的论述推向高峰，显然不能再沿着“史”的老路走下去。面对当时学界正在激烈地争论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体系的问题，我们没有写论文去参加空对空的讨论，觉得重要的是真正着手去探讨、整理与总结，于是我们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为题，申报了“八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是，王运熙先生与我一起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三卷(《原人论》《方法论》《范畴论》)。在讨论如何着手建构“体系”问题时，大家决定从认知、方法、范畴三个角度进行。后来“认知”部分就由我来负责编写。我至少花了一年多时间反复考虑，如何本着“从世界性中抓住特殊点”“从历时性中找出统一点”“从多元性中找出融合点”的原则，力求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抓出一个“纲”来，一个能用它来统率全局的“纲”。后来，我终于从唐代佛教理论中找到了“原人”两字，借用它作为我们的“纲”，用它来概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原人”的具体化，即“心化”“生命化”“实用化”，可以分别用以标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功用的思想理论。后来，我改用了“文自人”“文似人”“文为人”来概括这三个问题。自古以来，文论中只有说“原道”，从没有人说过“原人”，“原人”这个词压根儿没有在文论中出现过。这就不免使人感到奇怪，也遭到过一些责难；另有一些人则将它与“人的文学”“文学是人学”简单地等同起来，还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央后来才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演绎。其实都是误解。我这个“原人论”，是中国的，是文论的，是有它的特殊的内涵的。我自以为拈出“原人”两字是颇得中国文论的神韵的。使我感到欣慰的，毕竟也有知音，有些学者就认为这是“近年来研究古代文论最具原创意义的成果之一”，“是正本清源的新人耳目之论”。最近，我作为首席专家在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绪言中写入了这一思想。项目终审时，得到了童庆炳教授的肯定。他认为，“中国文论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原点，这个论述是很精练的，比较好”“三句话，‘文自人，文似人与文为人’，说得清楚，学生也记得住”。可惜不到一个月，童先生就不幸逝世，令人不胜痛惜!但童先生的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念，更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再重写“原人论”，要继续用中国的思维、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形式总结好中国古代的文论体系。这并不只是“照着讲”，以还原它的历史形态为最终目的，而是要“接着讲”，为的是构建能进入当代的文论领域和世界文论的话语系统的、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的关于“文学”的概论。这是我的梦。因此，在我心目中，很是看重拈出的“原人论”。恐怕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文不值，胡说八道，那就只能“且当愚人言，难与智者道”了。 李：您说很想重写“原人论”，而现在仍未能圆梦，也许与后来您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开辟《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等“研究史”“学术史”研究之路有关吧。您为什么会去另辟这样一条道路?在具体研究中又有什么体会呢? 黄：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记得当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王运熙先生给我们讲刘知几《史通》的《六家》，谈到史学著作的“六家体制”就是一种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一点，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大约是1963年左右，刚刚开始出现“学科交叉”的说法。那时，我已经准备报考“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研究生，头脑中就有一种想法，想用“批评史”的眼光去研究“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搞一种“文学史学”。当时翻过不少现代的文学史著作和古代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只因后来“文革”起，就没有能做下去。“文革”以后，我写的第一篇关于“文学史学”的文章是讨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题目就点出它是“中国文学史学史上的里程碑”。先是作为校庆报告发表，或许是因为人们觉得“文学史学”这个提法很奇怪，或许是以为我弄错了，印出来的全校校庆报告的目录中就把“学史”给删掉了。后来，将文章交给北京的一家杂志社，或许编辑也看不懂“文学史学”的名目，等过了一年多我问编辑时，说将稿子遗失了。再给《复旦大学学报》，发表时尽管已是1990年了，但当时还是比较早地明确提出了“文学史学史”的看法。后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我就打破以往编写批评史的常规，专门立了一章“中国文学史学”。所以，我早是有志于搞文学的研究史、学术史的。20世纪末，当我们完成了“八五”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后，王运熙、顾易生两先生先后退休，带领复旦大学中国文论史研究团队的担子就落在我身上。而当时已近世纪之交，总结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之风气，正在学界悄然兴起，于是在研究室同仁们的支持下，我就决定将研究重点转向学术史、研究史，便以“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为题申报了“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获得批准后，我将这项目分解为总论、诗、词、文、小说、戏曲、文论七个子项目分头研究。后来分七卷出版，全靠集体的力量。我们之所以先搞20世纪而不先搞古代，不先搞《中国分体文学学史》，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的内容相对少，二是它对当下可能更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我在这套书的《总前言》中说得很明白，希望“总结出百年学术史的经验教训，为新世纪的学术研究填石铺路”。在这篇前言中，我总结了九个问题，虽然是总结过去的历史，但都是面对当代现实的。比如，第一个问题，谈的是学术研究的价值追求问题。我认为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社会性的研究，一类是个人性的研究。虽然我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哪一种研究，认为各有其所长，也各有其所短，但我对现在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离现实越远越好的意见是有看法的。我还是希望学术研究要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要关心现实，关怀现代人的生存，关心老百姓的问题。再如，谈阶级论与人性论的问题，也是有针对性的。现在一些人过分夸大人欲与本能、张扬个性的自由，将社会共同遵循的秩序置于脑后，这行吗?现在，社会贫富的悬殊十分严重，人与人之间并不生活在一个水平线上，假如不正视现实的不同的阶层的存在，一味讲人类的共性，能使社会真正和谐吗?总之，这九个问题，虽然都是对于历史的总结，但更在于引导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 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中国分体文学学史》两部大著总结学术史、探讨研究史，工程浩大，功德无量，必将泽被后世! 黄：你夸得过分了。实际上，这两部史、特别是后一部“学史”，主要是由于我，以及同仁们的学力远远不够，时间又比较局促，对于“学史”的认识也各有差异，所以并不很成功，只能算是一种尝试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