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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您的研究始终关注现实，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你强调发掘古代文学作品的当世价值；在批评史的研究中，你曾多次呼吁要有用于当世。这是否意味着您的学术研究始终坚持着“以创新为目标，以有用为旨归”的治学思想? 黄：也可以这样说吧。我曾经说过，做学问，写文章，总要有一点新的材料，或者是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假如只是把现成的东西拆下来重新组合一下，写一百篇也等于零。当然，如我等中材以下的人，在个别问题上有点创新独白尚有可能，至于方法与理论，是属于形而上的，带有全局性的，要创新，要自成一套，恐怕就比较难了。但这始终是我追求的目标，因为我一直记着东润师当年不断鼓励我要“闯”的话。不过话需说回来，我在不断地变换阵地去求新知、闯新路的时候，却往往不能将问题锲而不舍地搞深搞透。比如，刚才说过，我很想杀回马枪，再好好地搞一下《近代文学批评史》与《原人论》，但这个梦是否能圆，现在真很难说。至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用世精神，我也是深受东润师、培恒师影响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他们治学一生的灵魂。我也不希望将传统的一些瑰宝只是作为古董来欣赏，而是希望老祖宗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文论精神能在现代生生不息。这不仅表现在我写过诸如直接呼吁“追求有用于世”之类的文章，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的不少论著，包括诸如《金瓶梅》的研究中，都可以清晰地触摸到这样跳动的脉搏。《金瓶梅》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根本不在于它的“黄”，而在于它的“黑”，在于它洞察了千百年来人世间的“黑”，在于它是一部真正的“警世通言”。从中国文论史研究来说，20世纪以来，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消解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因此，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文论思想，建构源于传统的文学体系，让老祖宗的一些优秀的精神重新在现实中发生作用，是一件迫不及待、十分庄严而神圣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论的系统、价值和主要精神，另一方面要努力尝试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中外古今的文学现象。通过实践，来激活传统文论的优秀精神。传统理论中有些东西本身就在承传中不断发展，如传统的“意境”说，从钟嵘的“滋味”说，中经王昌龄的“意境”说、司空图的“味外之味”说、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禛的“神韵”说，再到王国维的“意境”说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我们现在也该继续把传统的某些理论联系现代的认识加以丰富和完善，重新建构。这也许是我的乌托邦吧。不过，我总是想，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应该也注意当代的问题，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古代。不只是向后看，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一讲到“有用于世”，现在有不少学者是反感的，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学术走进象牙塔，完全私人化。假如说这一情绪的产生是对过去曾经发生的实用主义弊端的反拨，那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个别人来说，在象牙塔里，满足一己之兴趣，对某些问题作优哉游哉的研究，也未尝不可。但是，就整个学科来说，作为人文学术的“中国文论史”，尽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的，若放弃对当代现实文化的人文思考，就失去了其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就古代文论研究来说，若放弃建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热情和努力，自身就会逐渐萎缩，“失语”“断裂”问题就会愈益严重。所以研究古代文论，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追求“有用于世”的问题，而是应该关注如何“有用于世”的问题。我们再不能把古代文论作为古董，或者涂抹上一些现代色彩作为西方文论体系之点缀，正确的道路应该是“确认传统的文论还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不仅仅在书斋中要研究它，承续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复兴它，光大它”。最近，我作为首席专家在主持“马工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写过程中，打破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习惯以作家作品来排序的格局，第一次以中国传统的范畴、观点、论题来论史，这不只是改变了一种写作的形式，而是在于企求更能彰显中国文论的主要话语与优秀精神，使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编写在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也希望学生通过学习，能更加明确地承传与运用我国传统文论中的精粹，在以后欣赏、批评中外古今文学作品与构建现代的文论体系时，更清醒地坚持以“我”为主，以中化西的精神，使中国的文论真正具有中国的特色。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的愿望而已，在实际教学中是否真的有一点点效果，还很难说。 李：您一路走来，反复强调一个“我”字，既突出您的学术个性，又突出立足本土。期间，您忙里偷闲，又涉足了《文心雕龙》研究，是否也是在强化立足本土方面做文章? 黄：当然是这样，《文心雕龙》是中国本土文论经典中的经典。应该说，关注《文心雕龙》是搞中国文论的人的童子功。我在上大学时，章培恒先生对我说，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定了六部经典：《诗经》《楚辞》《史记》《文选》《文心雕龙》与杜诗。我就尽力去通读与背诵这些经典，对于《文心雕龙》则花了约一个暑假的时间去翻译了一遍。因为这本书难读，那时通用的只是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还没有牟世金等人的注译本，所以我用笨办法，想把它先读懂。这时，我接触了一些明清刊本，发现有不少评点。评点是我们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批评，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我觉得应该加以整理与总结。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的风气与环境都起了变化，我开始有意收罗《文心雕龙》的评点。当时经济还拮据，无法专门去海内外图书馆搜寻，往往趁开会出差之际顺便去各地图书馆抄录，所以断断续续有相当长的时间。随着《文心雕龙》评点的汇集与“中国文学史学”的考虑，我又萌发了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念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举办的国际汉学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一篇长文《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论略》，对过去的文学批评的批评理了一条线。由于这方面的材料毕竟比较少，所以没有深入下去。但搞了《〈文心雕龙〉批语汇辑》后，对评点发生了兴趣，后来又较多地关注了《西厢记》的评点。然后，组织一批学生系统地对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评点进行汇辑，其中不少学生就以某一名著的汇评为题拿到了国家社科或教育部的项目，有望以后能出一套汇评方面的丛书，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或许也是有点用处的。 李：听了您讲的这些研究中国文论的基本思想，很受教益。与此同时，我感到您在具体实践中，非常重视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实证，注意从第一手材料做起。尤其是您搞小说理论批评表现得特别充分。据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直到现在，您还一直在整理一部《历代小说话》。能否这样说，您搞中国文论的研究，重视文献与注意理论是一以贯之的?您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黄：你说得对。我们复旦大学搞中国文论史的几位老师都比较重视文献工作。从郭绍虞先生、朱东润先生到王运熙先生、顾易生先生，再到我们，都是搞古代文学出身的，现在复旦搞批评史的人也都归于古代文学学科内，不像目前国内的一般高校，是将批评史放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内，研究者大多是搞文艺理论出身的。搞古代文学出身的，一般都与生以来自然地带来一种以“中”为主的研究立场，不大会站在西学的基点上猎奇一些中国文论来装点门面。同时，古代文学出身的比较重视文献来路，也懂得一点目录、版本、考辨、辑佚等工作，而搞文艺理论出身的恐怕就不太注重这些了。我曾带过一个博士生，很优秀，攻读硕士学位时是搞文艺理论的，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非常熟悉，可是到我这里学了三年中国文学批评史，请他去找一本线装书，才知道三年中他从来没有去图书馆翻过一本线装书。这种现象恐怕十分普遍。当然，现在印刷方便，许多古书今天都有排印本、整理本，但我担心的还有不少人是在用第二手材料，不重视文献的基础工作，这就往往会出问题。有人就说过，重视文献的基础工作就是中国文论史研究中“复旦学派”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吧!可是在学界，还不时看到有的搞理论的看不起搞文献整理的呢。这正像注重文献整理与考据的看不上理论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用“实”的文献来证明你的论点，可以增强你的研究的准确度与厚重感；而用貌似“虚”的理论来负载你的研究，则使你的研究有思想、有品位，“实”与“虚”应当尽力相结合。从我主观上来说，文献与理论两方面都不轻视。我注意理论，是听了章培恒先生对我的教导。当年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章先生还是青年教师，给我们上文学史课，当时每学期安排两次全班同学“课堂讨论”，第一次是讨论《离骚》的创作方法，要求每人写一篇发言报告或提纲，实际上是要求写一篇小文章。章先生在我的报告后写了批语，意思是，写得很好，希望你在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两方面不断充实自己。实际上，章先生就是既重视实证又重视理论的表率。我一直保存着这份发言提纲，记着他的话。特别是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怎么能不关注理论呢? 李：由此可见，您在中国文论史的具体研究中照顾到文献整理、史论撰述、体系建构三个方面，且将这三个方面交叉进行，融会贯通，这可以说是“三重奏”或“组合拳”吧!您目前正在着手做“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能否谈谈这一工作的意义、设想和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