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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民国文人社团成为地域文学传统的重要组织载体，凝聚乡贤文人的同时，编纂地域文学总集，冀在搜集历代乡贤文献中寻求某种身份认同。文社社集文学创作的地域书写，促进晚清民国地域文学的繁荣，体现了文社成员在新旧文化与文学碰撞中有意疏远主流文坛的独特精神追求。文人结社的地域文学批评，是对历代地域文学传统的总结与提升，将晚清民国地域文学传统上升至理论层面。晚清民国文人社团对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是该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 关 键 词：晚清民国/文人社团/地域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文学的历史转换”(13CZW061)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民国词集序跋文献整理与研究”(14YBA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志成，湖南城市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晚清民国文学研究所。 地域文学传统是指受地理、气候、文化等因素综合影响，某一地域文人的文学活动表现出浓厚的乡邦情结，在创作上有意取材本土风景名胜、民俗人情和历史遗迹，并通过编纂地方志与文学总集、撰写乡贤传记、批评与推尊乡贤文人等方式传承区域文化，自觉维护地域文学的一种传统。明清以降，文人结社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相辅相成。浓厚的地域文化是文人结社的催生剂，而逐渐形成规模的结社活动又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民国的旧式文人在制度变革之际，更加崇尚结社吟课，在逃避新制度、新文化、新文学潮流的同时，顽强地坚守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冀以寻求某种程度的身份认同。该时期的旧式文人社课表现出的与主流文坛略显悖离的创作趋势，也应该成为晚清民国文坛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晚清民国文坛特殊的文学文化景观，需要以一种区别于“新文学”史观的文学史观念来加以审视。 一 组织载体 地域文学传统的组织载体十分宽泛，有文人个体、文学家族、文人社团，也有文人别集、文学总集及地方志等。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组织载体侧重不一。宋以前，地域文学传统的组织载体以文人个体、地域家族为主；宋以后，以地域、家族为中心的文人社团逐渐成为地域文学传统的组织载体。晚清以降，文人社团此起彼伏，先后有湘社、越台词社、益社、午社、须社等300余个文人社团，其中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如道光年间绍兴龙山的泊鸥吟社、江苏娄县的嬉春词社、福州林寿图倡建的西湖诗社，咸丰年问平湖的古欢社、吟红诗社、洛如嗣音社，同光年间福州的可社、说诗社，光绪年间云南的翠屏诗社等等。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在本地影响大，成员多。这类文人社团成为晚清民国地域文学传统的重要组织载体。 从功能上看，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有利于凝聚本地文人。这里的“凝聚”既指地域文人的聚合和交流，也包括成员之间精神上的共鸣与标榜。正如罗时进所指出的，“其成员往往限于一个地区或郡邑，活动多在地方基层；参与者身份不等，但在文学活动中一般以‘自然文化人’出现；召集者多为一地之望重者，其中不乏一时文坛领袖；维系社群存在的除文化精神外，更多的是遵守社约进行的社集活动；人际之间往往同仁相得，相互标榜，竞文才风流，少异同纷争”①。如清末民初之际的鞠社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刘炳南指出结社的起因：“辛亥壬子而后，时局沧桑，士人咸厌谈世务，日以文酒相过从。蒋逢午前辈时多旋里，陈潜庵世讲归自汴梁，予亦里居多暇，相与提倡齐盟，重修风雅，遍约吟侣。”②民初旧式文人厌谈时务，又不甘于沉寂，故返里后往往与众多志同道合者结社，在“文酒过从”与诗词吟唱的群体互动中实现旧式文人自我的身份认同，达成精神上的共鸣与满足。又如道光福州由许赓嗥发起成立的梅崖词社、稍后兴起的聚红榭词社、瓠社、寿香社③等社团绝大多数成员是本地文人，流露出了浓厚的乡邦意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冯誉骢官云南翠屏，在诸生中倡建翠屏诗社：“照得本府莅治兹土，接连观风月课，此邦文风已知梗概。诸生于八比之文，虽深浅不一，于法尚不甚谬。至于韵语则合格者甚少，良由无人提倡风雅之故也。本府一行作吏，笔墨久荒，然日课一诗，虽不能至，心窃向往之，拟于文课外创设翠屏诗社，以五月十五日为始，亦不点名给卷，每月十五会课一次。”④其地域性色彩十分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国有些文人社团虽以地域命名，但成员关系复杂，或师友，或家族，或地缘等，不宜简单地认定归类。如武进苔岑社，虽以地域命名，实属跨地域的师友唱和型文人社团。顾福棠对社员分布描述道：“徐子养浩自青溪来，金子染香自虞山来，徐子钰斋自澄江来，罗子佩芹自浙来，方子佛生、吴子东园自皖来，姚子东木与朱子粥叟、遯庸自沪来，吾邑之徐子桂珤、汪子琢黼亦偕来，古茂渊懿，气度冲夷，复若洛中诸老之为尚齿会焉。惟兰亭得一隅之俊，此则合各省之才；洛中为终年之会，此则半神契之交。同而异，亦异而同者，但不期而合，纯乎自然，则先后一也。”⑤顾序指出苔岑社成员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并不限于一隅一地，与地域文社洛中九老会等稍有区别，其成员更倾向精神上的共鸣。这种跨地域的师友唱和型文人结社，其文学创作与思想倾向渐渐脱离地域文学小传统而向大传统靠拢了。 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文人社团聚合乡贤文人，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因相同文化追求的驱动，自然承担起传承和建构地域文学传统的重任。正如蒋寅指出：“一个地域的人们基于某种文化认同——种姓、方言、风土、产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荣誉感，出于对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历史的求知欲，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来建构和描写传统。”⑥晚清民国越台词社、如兰诗社等以编纂地域文学总集为重要手段，直观地向世人呈现地域文学的成就，传承明清以来地域文学的传统，并以此增进地域社团的荣誉感和归属感。道光二十九年(1849)许玉彬、沈世良合辑的《粤东词钞》，所录词人多为越台词社成员。张维屏《粤东词钞序》说：“粤东地位南离，人文炳焕。声诗之道，自唐以逮国朝，大家、名家先后相望，总集、别集远近风行。惟诗余则千载以来，从未有人蒐罗而甄综之。吾友许君青皋、沈君伯眉，好古多闻，尤深词律。一日偶谈及此，两君慨然任之。于是近览远稽，探幽索隐，或访诸他乡异县，或求之断简残编。人无论殁存，词无论多寡，自五代迄今共得六十余家。”⑦在张维屏看来，粤东虽南蛮之地，实则“人文炳焕”，自唐至清，名家辈出，值得“近览远稽，探幽索隐”，而这种“蒐罗”、“甄综”颇有追根溯源、厘定序列的意味。在乡邦意识的影响下，越台词社许玉彬、沈世良编纂了这部岭南词坛重要的词学总集。云南许印芳与袁景伊、朱在勤等光宣年间在石屏结如兰诗社。结社前后，许印芳编选了《滇诗重光集》。该书是继袁文揆《滇南诗略》、黄琮《滇诗嗣音集》之后的又一部云南地方诗歌总集，收录道光至光绪年间数十位云南诗人诗作，对于弥补袁、黄二书之阙，完善并勾勒晚清云南诗歌史颇有价值。此后，云南地域文学总集络绎不绝，如陈荣昌辑《滇诗拾遗》，李坤辑《滇诗拾遗补》，袁嘉谷编《滇诗丛录》，方树梅辑《晋宁诗文征》，邱廷和辑《缅宁诗文征》等等，既有云南全省诗歌总集，也有郡县诗文总集。 即使远离文化中心的黑龙江，晚清民国时期也先后出现梅花诗社、塞鸿诗社、松江诗社、花江九老会、龙城诗社、松滨吟社、奎社、清明诗社、商山诗社等文人社团，吟诗填词。民初寓居东北的福建诗人林传甲依诗社社课辑有《龙江诗选》，为黑龙江珍贵的地域诗选，部分诗社赖此以传。近代学者陈衍称：“近世诗征之刻，几遍各省，下至一郡一邑，亦恒有之。”⑧陈衍所言晚清民国地域文学总集遍及各省，甚至郡邑，可谓毫不夸张。晚清民国文坛之所以会出现集中编纂地域文学总集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与地域文人对久经积累的地域文学的文化认同有关。诚如蒋寅所言：“地域传统的建构一方面表现为一定空间内的时间链，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这空间存在的诗歌内容的积累和认同。”⑨晚清民国文社成员编纂地域文学总集，体现了文社成员对乡贤前辈文学创作的认同，此种认同正是建构地域文学传统的前提，也是文社成员之间身份认同的共同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