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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批评 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藉诗词创作表达乡邦情结的同时，也自觉树立起地域文学批评的意识，通过梳理地域文学史、批评与推尊乡贤文人等方式构建地域文学的批评理论。地域文学史的梳理既是“溯源”，也是“排序”，溯源是为当下的创作寻求榜样和理论依据，排序则是为了将当下的创作名正言顺地纳入地域文学的谱系当中。因此，在描绘乡贤前辈文学成绩时，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总是有意厘定本地文学的发展史。如罗溪吟社孙延庚在撰写序跋时回顾了金华文学的发展线索：“当宋之末，诗亡迹熄，乃有方韶父、谢皋羽辈晞发于山阿，行吟于泽畔，唱予和汝，以寄其所思，而金华一派，遂以开有明文运者数百年。”(16)孙延庚将浙江金华文运之始追溯至宋代遗民方凤(字韶父)、谢翱(字皋羽)。方凤、谢翱等宋末遗民曾举月泉吟社，在这类与世不协的形象中似乎也可以找到罗溪吟社社员自身的影子。故孙氏又云：“今者文风又丕燮矣，尊山歌为天籁，斥太玄为文妖，狂飙所扇，百卉俱靡。……介民先生方与二三君子创为罗溪吟社，为之于众人不为之日，称之于举世羞称之时。”(17)在新旧文化冲突、新旧文学碰撞之际，朱世贤、陈祖方、潘肇廷、王秉彝、沈鸣时、张官倬、陈祖衡、施文若、王鼎梅等与宋末方、谢等遗民形成精神共鸣，并将自身纳入地域文学谱系之中。李樵《棠荫诗社序》则对浙江地域文学有所勾勒：“浙中诗派分东西。浙西之诗家虽不胜枚举，数其最著者则有若樊榭、堇浦、竹坨、箨石。浙东之诗家亦不胜枚举，数其最著者则有若西河、谢山、湛园、次风，其间有以才胜者，有以学力胜者，要之派虽各别，而其出风入雅，无不异曲同工。盖浙东、西诸老，皆一时文酒社友，互相唱和，不啻一冶陶镕。自诸老提倡风雅，当日之闻风而兴起者，分道扬镳，骚坛林立，每各结诗社于其乡之胜境，会裙屐，设鸡豚，对酒当歌，擘笺分咏，谈韵事者，争艳羡之。”(18)李樵简述浙东、浙西两地文学之盛，认为皆“文酒社友，互相唱和”，为棠荫诗社的发起提供了历史渊源。民国河南许钧平《衡门社诗钟选序》称：“史称梁孝王居天下膏腴之地，筑东苑三百馀里，大治宫室，招延四方豪杰。于是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徒咸以客游。梁孝王尝集诸名士，各使为赋，此梁园风雅所自昉也。迨宋都汴，人文荟萃，欧阳、宋、王、三苏、石、梅、晁、孙诸公，文章诗词辉映千古，尤为极盛。沿及明清，余韵流风，至今未沫。”(19)许序认为开封文学发端于汉代梁园文学，其极盛在宋代，明清至今，流风余韵尚存，说明该地文风之久远、昌盛，衡门诗社恰承其余绪。 如果说地域文学史的勾勒侧重的是地域文学传统脉络的梳理，那么乡贤之批评则属于从理论上总结地域文学传统中的精华，其目的在于揭示地域文学的地位。如岭南文人谭莹先后与乡贤文人结西园吟社、越台词社等，有《岭南荔枝词》60首、《论粤东金石绝句》82首及《论词绝句》。《论词绝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论历代词人词作，颇有词史意味；第二部分专论38位粤东词人，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意识和浓厚的乡邦情怀；第三部分另论其他词人。研究者称赞其容量巨大，深具系统性和鲜明的地域性。(20)谭莹之后，粤中文坛佼佼者潘飞声先后参与鸥隐词社、寒山诗社、松滨吟社、沤社、因社等，有《粤词雅》、《论岭南词绝句》20首。《粤词雅》主要对宋代岭南词进行评议。龙榆生称：“予既举办词刊，先生赞助尤力，特允为撰稿，分期登载。不料今春先生遽以疾卒，身后萧条，赖友好以举其丧，遗书亦散尽矣。《粤词雅》仅及宋代，竟成绝笔，抚兹遗墨，不觉涕泗之横流也。”(21)由龙榆生附记可知，潘飞声有意在《词学季刊》连载《粤词雅》，以朝代为期进行品评，惜未竟而卒，仅及宋代。另外，其《论岭南词绝句》自觉地总结粤东词的源流正变，并将地域词人置于整个词坛的背景下，以肯定岭南词人的地位和作用。稍后，岭南文人陈融有《读岭南人诗绝句》，对汉至民国2000余位岭南诗人逐一品评，写下论诗绝句2600多首，极具文献和批评价值，展示了明显的岭南地域意识，亦得到了当代学者左鹏军的揄扬：“从岭南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岭南人还是第一次像《读岭南人诗绝句》这样表现出如此明确的岭南文化意识与文化自信。”(22)从谭莹的《论词绝句》到潘飞声的《论岭南词绝句》，再到陈融的《读岭南人诗绝句》，岭南文人的地域意识逐渐增强，也由普通的乡邦情怀上升至特有的文化自信。 地域文学批评往往还与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相伴而生。浙江宁波棠荫诗社的梁锡瓒利用家中藏书，协助其父编纂《续甬上耆旧诗》时，仿元好问《论诗绝句》，作《读续甬上耆旧诗》，品评张煌言、黄宗羲、万斯同等八十位宁波籍文人或旅居宁波文人，可谓宁波地域文学批评的珍贵文献。其自注曰：“家严命襄校《续甬上耆旧诗》，历寒暑从事，每至烛炧更阑，间有感触，效元遗山论诗体，率成八十首，蠡测管窥，聊摅胸臆，知不足当大雅观也。”(23)梁锡瓒善于抓住甬上文人生平最突出的事迹予以评说，或论其诗作，或品其人其事。如论高斗枢曰：“顿足山河计已穷，歌行犹是一时雄。似将越石清刚气，横槊郧城血战中。”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部将路应标率三万余人攻郧。时高斗枢驻守，其采取断敌后路之法，火烧军粮，令敌兵乏食而退，而郧城得以保全。清兵入关后，斗枢隐居乡里，闭门著书立说，有《蚕瓮集》《守郧纪略》等。此诗结合作者的事迹对其诗风作了中肯的论断。 不同地域与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学传统。然而，地域文学传统的体认往往局限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超出该范围时，该地域文学的小传统可能就会受到其他区域文人的排斥。“这种封闭性却也使地域文学的独特性得以保存传承，具有着强烈的自足性和对异质文化的足够排斥力。”(24)地域文学因封闭性而自我满足和排斥异质文化与文学，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在建构地域文学传统时，常会自觉维护本地文学的声誉，尽力突出其优势。在这一点上，湖湘、福建词人表现得尤为明显。晚清以前，湖湘词人甚少，有作品传世者更是寥寥无几。王闿运称：“湘人质实，宜不能词，故先辈遂无词家。”(25)王闽运从湘人质实的性格分析了晚清以前湖湘词家零落的原因。晚清民国间，湖湘词坛兴盛，一洗湖湘无词的局面，先后有兰林词社、湘社等文人社团，知名词人有王闿运、杜贵墀、张祖同、易顺鼎、程颂万、王以愍、章士钊、左又宜、张默君、陈家庆等。因此，湖湘词人张祖同、陈锐等有意维护湖湘地域词学，称：“同光间，乡人填词者三家，杨蓬海恩寿、杜仲丹贵墀、张雨珊祖同也。雨珊尝语余曰：‘江浙人舌柔，开口便作崐腔，湘人不能及也。’执是而论，吾湘人之词，将谓优于闽、广人耶。”(26)陈锐从语言发音的角度指出湘人填词将优于闽人和粤人，以此增进湘人填词的信心。与湖湘词人相比，福建聚红榭词社领袖谢章铤尤为用心地维护地域文学传统。其《赌棋山庄词话》地域意识十分强烈，以闽人词作立条目者几占一半，对于保存闽地词学文献居功甚伟。王兆鹏称赞“其书著录清人词作词集甚多，其中部分词集或已湮没不传，赖此知其梗概。研究清词文献，尤当留意此书”(27)。其词学批评亦表现出强烈的维桑之敬的地域文学意识，对于词坛非议闽音填词一事极力辩驳： 闽中宋元词学最盛，近殆欲绝响，而议者辄曰，闽人蛮音  舌，不能协律吕。试问“晓风残月”，何以有井水处皆擅名乎?而张元干(长乐)、赵以夫(长乐)、陈德武(闽县)、葛长庚(闽清)诸家，皆府治以内之人，其词莫不价重鸡林。即林岂尘以锁韵扫，此乃用古韵通转，不得以《闻见录》之言而讥诮之也。且今之作词者，将协古乐乎?将协俗乐乎?若协古乐，则吾诚不敢知。若协俗乐，则今日乐部所演习者，大抵老伶伎师随口胡诌之言，何以抑扬顿挫皆可入听乎?古人词不尽皆可歌，然当其兴至，敲案击缶，未尝不成天籁。东坡铁板铜琶，即是此境。作者不与古人共性情，徒与伶工竞工尺，遂令长短句一道，畏难若登天，不知皆自画之为病也。且夫既能词又能知工尺，岂不更善。然与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未精工尺。故不独姜、史轻苏、辛，而苏、辛亦不愿为姜、史也。(28)谢章铤首先以“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来说明柳永词颇受欢迎，为闽音填词正名，然后从语言学方言古韵通转的角度辨析闽音填词的学理性，最后从性情的角度认为倚声填词应以得性情为准绳，层层递进，既维护了闽地词学传统，又提出了“与其精工尺，不若得性情”的词学主张。谢章铤自觉维护闽地词学传统得到了黄宗彝、陈衍、林葆恒、卓幼庭、陈兼与等福建词人接二连三的响应，丰富了晚清民国的地域词学批评，为闽人填词增强了文化自信。 一般而言，文人结社往往为凝聚文人，增强实力，扩大声势，力争得到文坛的认可。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在创作上以浓郁的乡邦情怀描写乡景乡俗，表现地域文化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同时，地域文人社团此种创作视野有意无意或回避或忽略了时代主旋律，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种创作趋势意在疏离文坛主流，自成谱系。在创作之余，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通过整理地域文学总集、批评和推尊乡贤文人、维护地域文学声誉等，自觉地从理论上建构地域文学传统。这既是对历代地域文学传统的梳理与承续，同时也体现了晚清民国旧式文人在新旧文化、新旧文学冲突时的文化姿态和诉求，在传统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当中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在保存国粹运动当中对抗新文化与新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和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