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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域书写 以诗词描写地域风光和民俗风情，古已有之，这类作品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题材，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刘熙载《词概》云：“词贵得本地风光。张子野游垂虹亭《定风波》有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是时子野年八十五，而坐皆一时名人，意确切而语自然，洵非易到。”⑩贺裳亦道：“词家须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方为蓬山顶上。”(11)刘熙载、贺裳虽只言及词体，诗文亦是如此，写乡景乡情，“意确切而语自然”，令“读者如身履其地”。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的社课及社员间的酬唱常常吟咏本地风光，创作了大量蕴含乡音乡情的诗词作品，这类地域书写是晚清民国诗词创作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乡景、乡情、乡俗，是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课尤为偏好的题材。乡情往往与故土、家园纽结在一起，是中国文人创作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历代诗词中习以为常。但是，这一题材在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的创作中得到了集中而又充分的展示。如道光十八年成立于嘉兴的鸳水联吟诗社社集有歌咏西施的组诗《倾脂河曲》，有吟咏当地民俗风情的节令组诗《岁除新乐府》，分咏“叫火烛”“担檐尘”“放年学”“卖春联”“跳灶王”“祀床婆”“压岁钱”“隔年饭”等，有歌咏乡民祭祀的《马头娘神弦曲》等。咸丰间聚红榭词社常以福州附近的鼓山、西湖、乌山、镇海楼、涌泉寺等名山胜水为社课题材。光绪间云南翠屏诗社唱和诗歌常有《彩云歌》(我闻滇南多彩云，漫空五色常缤纷)、《云弄山温泉》《东川杂咏》《大理石》等，为世人展现了云南彩云、温泉等特有景物。翠屏诗社社员胡嗣虞、宋培厚、冯誉骢、谢家树、陈鸿图、胡丕昌、王尚谦、宋开源、张璞、冯庆树、冯庆榜、郭维藩等纷纷吟咏。 民国以后，地域风光更受文人青睐。如福建桑溪位于福州东部，乃闽江支流，溪岸景色迷人，多为文人流连之地，陈衍主持的说诗社尤喜吟咏。武进兰社诗人将视野定格至武进及东吴地区；冷社熙洽社长、潘鹗年、英恕、熊希尧、骆家冀等所作《吉林四咏》，分咏威呼、爬梨、水店、糠灯，颇具东北特有的民俗风情；民国二十年(1931)，山东青岛海滨诗社社课《牛山行》《田横岛怀古》《青岛即事》《青岛消夏杂咏》(游海滨公园、栈桥晚步、咖啡馆饮冰、海滨学钓、观海浴场、观象台上)、《海水浴》等，皆具青岛人文特色；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春江诗社吟咏女拆白、公司、跑马厅、轮盘赌、花会筒、燕子窝、青莲阁、缝穷妇、野鸡、跑狗场、卖估衣、旅馆、茶楼等，将上海十里洋场的万花筒景象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诗题命名来看，清末民国文人结社常喜同题吟咏，尤其在地域书写时更为集中。同题吟咏始于魏晋时期，主要是发挥诗歌“群”的作用，但以同题共作的方式来集中描写某一地域的风土人情，刻意表现乡土之情却并不常见。民初旧式文人社集颇为看重这种与时代潮流相背而行的创作方式。如冷社成员同咏威呼、爬梨、水店、糠灯等，云南翠屏诗社成员同咏云弄山温泉等，此种以人们熟悉的乡景、乡情为吟咏对象，既有利于诗人之间的交流切磋，提升诗艺，也进一步增进了以地缘为纽带的文人之间的情感指向，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地域文学小传统的形成与传播。 在体裁上，晚清民国社团成员喜用竹枝词、棹歌等形式吟咏当地的民俗风情，展现地域人文底蕴。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青溪社与梯园社联合举行团拜，与会者63人，刊有《青溪九曲棹歌》。社集根据《青溪故实杂抄》和地方志记载，较详尽地叙述了青溪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风俗民情、历史掌故等。兰社成员尝以竹枝词的形式来吟咏江苏的本土风光，生动活泼，读来更是朗朗上口。如刘雁秋《常州竹枝词》六首分咏常州的文笔塔、斗坛、荆川墓、皇亭、天宁寺以及乾元市场，真实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常州深厚的人文底蕴。朱铭新《秦淮竹枝词》十首，分别吟咏夫子庙、桃叶渡、钓鱼巷、乌衣巷、徽章、中山路、老万全酒家、禁娼、血花公园等，淋漓尽致地呈现南京秦淮河一带的古色古韵与风俗民情，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郭子佩《扬州吟》五首，虽不以竹枝词命名，却借鉴竹枝词的形式，分别吟咏了瘦西湖、五亭桥、平山堂、绿杨村和史公祠等扬州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景观，诗中既有大自然的秀美，也有令人敬仰的历史古迹史公祠。 从文化认同上看，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非常推崇前辈乡贤与乡邦文化。地域与乡贤前辈遗留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他们通常会自觉接受，并主动地以某种方式传承下去。希尔斯称：“人们会把传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他们应该做的惟一合理之事。”(12)在希尔斯看来，相信、接受并传承传统是人们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身处都市的民初淞滨吟社，亦推崇上海乡邦文化，有《展重阳分咏上海古迹》社课，分咏静安寺之应天泉、太平兴国二年吴越王造之龙华塔、晋吴郡太守袁山松于黄浦江所筑之沪渎垒、江阴王梧溪卜居之最闲园、明顾名儒于城北所建之露香园、明顾从义之玉泓馆等。如朱锟《玉泓馆》诗云：“宋砚流传紫玉泓，顾家园榜锡嘉名。肇溪洗砚人何在，惟见秋波彻底清。”顾从义，明代书法家、藏书家，上海人。嘉靖年间得宋宣和紫玉泓砚，遂将其居所题名曰“玉泓馆”。朱诗前二句述史，后二句怀人。又如张钧衡《应天泉》诗云：“昔年曾访静安寺，古井相传第六泉。酿酒烹茶无用处，只因地僻少人烟。”静安寺乃上海古刹之一，其内有泉水汩汩而涌，相传被誉为天下第六泉。淞滨吟社社课挖掘并展现了上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民国以后，旧式文人深知单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抵挡来势汹汹的新文化、新文学，故纷纷抱团结社，有意向新文化影响相对薄弱的地域文化拓展，在浓郁的乡邦文化中坚守传统、保存国粹，实现自己的文化追求。如民初江苏宜兴的白雪词社自觉接受地域历史文化，并以吟诗填词的方式展示人文情怀。白雪词社徐致章《满江红·吊五人墓》、蒋兆兰《减字木兰花·题延陵季子墓》、程适《徵招·谒玄墓》、储凤瀛《苏幕遮·范坟》、储蕴华《  人娇·真娘墓》等词作借吟咏本地先贤以抒怀。蒋兆兰与程适的《八声甘州·访徐竹逸先生愿息斋故址》表达了对乡贤徐喈凤的景仰之情。徐喈凤，号竹逸，宜兴人，清初著名词家，曾历宦海沉浮，后归隐著书。词学主张宽容，学宋代词人周邦彦、柳永、苏轼、辛弃疾之长，与陈维崧、朱彝尊等交游颇深，深受陈、朱二人的赞赏。迦陵有序称：“三千粉黛，掩周、柳之香柔；丈八琵琶，驾苏、辛之慨激。”(13)其词有阳羡地域文化痕迹，多闲适隐逸情怀。蒋、程之作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位前辈名词人的怀念。浓厚的乡邦情怀是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创作最大的特色。然而这种情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多局限于关注地域眼前的风景民俗，表现地域文学的小传统，往往缺乏旗帜鲜明的文学主张，甚至有意疏远和忽略了文学本应表现的时代主旋律。即使个别文社在特定时期真实地反映了时事，也未能迅速传播而得到文坛的认可。如岭南越台词社、福州聚红榭词社等率先反映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为咸丰文坛的新变作了铺垫(14)。越台词社谭莹《战舰行》、《闻警三首》《闻试炮声感赋》等诗、《凤凰台上忆吹箫·越王台春望》词，张维屏《三元里》诗、《满江红·海珠寺》词(15)，等等，以诗词纪史，真实反映了广州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状态。紧随越台词社之后的福州聚红榭词社成员亦是如此，其社课中林天龄《台城路》、陈文翊《金明池》、梁礼堂《八声甘州·闻警》、刘三才《水调歌头·闻警》、林天龄《满江红·苦兵》、谢章铤《满江红·苦兵》等诗词作品，集中反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英军入侵东南沿海一带的历史。但这些创作却因信息闭塞而未能及时引起文坛的注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