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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乐中的自然感应 音乐是神灵的载具，盲人是神意的最佳领受人。这种观念，使盲人在春秋音乐史中的地位得到充分彰显。以这一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家师旷为例，他有超常的声音辨识能力，以至于“瞽旷之耳”成为后世“知音”的象征。他善鼓琴、瑟，史料多有记载。④更重要的是，他能洞悉人工之乐与自然音、声、风、气之间的隐秘关系，并用于现实的政治、军事实践。如《左传·襄公十八年》曾记载如下两则著名的案例：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丙寅晦，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 楚师伐郑，次于鱼陵。……甚雨及之，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这两则史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乐论，因为其主旨并非谈音乐，而是对战场上浮现的各种音声现象的辨析和判断。但是，就师旷作为乐师的背景看，他显然是在用聆听音乐的方式聆听世界，从而也将世界视为一种音乐化的世界。对他而言，“辨音”与“辨世”是无差别的，音乐也因此从艺术走向哲学。同时，这两段话对春秋时期的音乐认知是一个重要的拓展。按照近代以来的唯物或科学观念，师旷通过飞鸟和风力的强弱就可以对战场上的敌我形势做出判断，应属于神秘主义或非科学的妄言，但从上节关于音、声、风、气关系的辨析，却足以证明师旷在战场上显示的异能并非毫无根据的夸张。比如，师旷能根据深夜鸟乌的鸣叫分辨出它是快乐还是惊恐，这对一个对自然之音具有高度辨识力的乐师来讲，是可能的。今天与动物长年打交道的人，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仍能通过动物发出的音声了解其情感状况。至于为什么根据“鸟乌之声乐”，就可得出“齐师其遁”的结论，原因无非在于齐军的撤退意味着对生活在这里的飞鸟不再打扰。如杜预注云：“鸟乌得空营，故乐也。”[9](P945) 再看晋楚之战中师旷对楚军必败的判断：今人一般将其中的“北风”和“南风”理解成南方的乐调和北方的乐调，好像师旷通过哼唱地方谣曲就可以分辨出双方的胜负。这也是今人一般认为这段“乐论”甚为荒唐的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按照上节所讲乐与自然风气的关系，军队气势的强弱必然会对周遭自然界的气流造成不同的震荡，并以某种节奏和韵律向周边世界播散。师旷作为一个自然之音的伟大感知者，他有能力凭借敏锐的听觉和肤觉，感悟到南方一波接一波袭来的气流的强弱，当然也就可以借此对楚军“气场”的强弱做出判断。至于师旷“歌南风”、“歌北风”的问题，这里并不能直接理解成有既成的南曲或北曲供人演唱，而应是歌者顺应着南风和北风音律的强弱而随机哼出的调式。上引春秋史料中有“天子省风以作乐”、“以遂八风”之说，正是说明乐被视为四方风之特性的反映，成形的音乐则是对各方风之特性的顺应。据此，从反映楚军强弱的气场，到这种气场向外发散的气流(风)的强弱，再到师旷对风势的感应，最后根据风势的强弱形成可以吟唱的乐曲，就构成了一个连续的环节(气→风→声→歌→乐)。在根本意义上，由于这种歌乐的调式来自于楚军由各种活动显现出的气势，这样，“南风不竞”也就必然成了楚军气势不足、必将败亡的证明。⑤ 有周一代，盲人音乐家对风特异的感知力不仅可以在军事领域派上用场，而且被用于政治和农事活动。如《国语·周语》所记周宣王时期的籍田礼，其前提就是瞽者对一年之初春风何时来临的测定。然后天子至于百官开始斋戒，为耕田仪式做准备。到举行仪式那一天，也是首先由盲人乐师审听风的属性，然后由天子启动王国的耕种仪式。⑥扩而言之，据《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确定音律的方式就是用十二种长短不一的竹管吹出声音。这种对音律的测定，既依托于奏乐者吹出的气在竹管里形成的强弱不等的气流(风)，同时也源自竹管的长短形成的对气的重组效应。这样，竹管的长短就可以成为测定音律高低的物化器具。进而言之，竹管不但可以测定音高，而且可以作为丈量物体长度的标准，它内部的容量则可以作为测量物体体积和重量的标准，这样，根据竹管长短测音的问题就发展成度量衡的问题，并进而成为对世界万物进行定量分析的依据以及人间一切规则和法度的象征。正如《史记·律书》所言：“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从以上分析看，气、风、声、音、律的关系，不仅是战场上“吹律听声”、“闻声效胜负”(《史记·律书》)的问题，而且被泛化为对一切自然规律的认知和掌握。或者说，以气为元质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以风的鼓荡形成的音乐化的世界。把握了这个世界由气之流动形成的节奏、韵律，也就等于洞悉了这个世界最深层次的隐秘。这中间，由于视障者是这种自然隐秘的天然倾听者和揭示者，所以他们也就成了那一时代人眼中真理或神意的最佳代言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