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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体的平面的机体”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商业活动鼎盛，人口增长快速，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潮流。在物质条件上，逐步接近“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滋生出现代文艺思潮的其他国际大都市”。(39)上海仿佛国境中的异国，新事物、新思维、新阶级在此急遽地滋生，对照着广大而蒙昧的乡野，更加显现出一种奇艳的色彩。 机械像是一种新的生物，逐渐占领了工厂、港口、马路，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茅盾(1896-1981)的随感文《机械的颂赞》，便主张文学家必须去正视机械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现代人是时时处处和机械发生关系的。都市里的人们生活在机械的“速”和“力”的漩涡中，一旦机械突然停止，都市人的生活便简直没有法子继续。交通停顿了，马达不动了，电灯不亮了，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便将成为死的黑暗的都市了。(……)然而机械这东西本身是力强的，创造的，美的，我们不应该抹煞机械本身的伟大。在现今这时代，少数人做了机械的主人而大多数人做了机械的奴隶，这诚然是一种万恶的制度，可是机械本身不负这罪恶。(……)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机械将以主角的身份闯上我们这文坛吧，那么，我希望对于机械本身有赞颂而不是憎恨!机械这东西本身是力强的，创造的，美的。我们不应该抹煞机械本身的伟大。(40) 当时左翼作家的“机械感受”，比较偏向于诅咒体现权力结构而显得横暴与罪恶的机械形象，而较少歌颂作为物质存在而充满力量与美感的机械本身。茅盾却能认识到，机械之恶乃是社会制度问题，无关其本身。因此，他赋予机械之力与美一种独立的美学观照，并且紧扣着上海这座都市，客观指陈机械的现实功能。文学应该收纳而非排斥机械，这个观念等于是摆脱了一种传统的田园情绪，在那个年代里，算是颇为可贵的先声。同时，他虽主张“颂赞”，却基于一种洞识与理想，不至于陷入未来主义式的“机械崇拜”的偏执。 在上海这座大都市，诗的“新事物”课题加倍滋长。这主要立基于三个条件：首先，具体的都市发展，提供现代生活的本地模式，使新事物成为现实。其次，大量国外信息通过频繁的商业活动(商品、电影、报纸、书刊)而传递过来，持续扩大新事物的范围。最后，在更精致的文艺层次，许多较新的思潮与作品更实时地被译介过来，提供想象新事物的方法。以上三个条件，相互支援和印证，形成一种趋异求新的创作氛围。 施蛰存等人在《现代》里鼓励处理现代生活的新题材，并能亲自实践，例如他曾在诗里，把工厂烟囱所排放出来的废气描写为：“美丽哪，烟煤做的，/透明的，桃色的云。”(41)显现出一种欣赏的态度，迥异于崇尚自然的田园模式。此外，桑德堡(Carl August Sandburg，1878-1967)的作品，包括《支加哥》《夜》《南太平铁路》《特等快车》《铜的祈祷》等赋咏工业文明的名篇，也就在这时被译介过来，示范了与新物质书写相应的诗歌形式。(42)施蛰存指出：前后两位书写工业意象的诗人，惠特曼和桑德堡经常被拿来相比拟。“无韵的诗行，土语，日常的字眼。这些关于诗的外形方面，他们诚然是很类似的。但是，他们底诗之实质却完全不同了。”(43) 在实际分析里，施蛰存着重说明两人格调上的差异：惠特曼一派乐观，扮演着伟大的劝导者，尝试着精神的战斗，迎向光荣的未来。而桑德堡则没有说教的氛围，能够体验大众生活的现实及愿望的虚空，只是凝视、默想着城市的现象。(44)进一步来讲，惠特曼的诗质和语言，仍然属于浪漫主义模式。而桑德堡的诗，则经过意象派的洗礼，比较看重语言的张力，更善于运用反讽，而寝假乎现代主义的模式了。事实上，施蛰存曾在《现代》上译介过意象派诗人十六家，并亲自试作，而引起仿效。(45)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上海，意象派的诗也就成了诗人书写城市的主要方法。 这个时期崛新的“新一代诗人”，可以举徐迟(1914-1996)和路易士(纪弦，1913-2013)为其代表。仅以在《现代》初登场的作品而言，“较为年轻的徐迟，其奔放的才气、大胆的想象，是胜过路易士的”。(46)像《都会的满月》即是一首杰出的自由诗： 写着罗马字的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XII代表的十二个星； 绕着一圈齿轮。 夜夜的满月，立体的平面的机体。 贴在摩天楼的塔上的满月。 另一座摩天楼低俯下的都会的满月。 短针一样的人， 长针一样的影子， 偶或望一望都会的满月的表面。 知道了都会的满月的浮载的哲理， 知道了时刻之分， 明月与灯与钟兼有了。(47) “满月”的充实和美好，在田园时代乃是一种不可恒久把握的境界，因而激生了“此事古难全”的憾恨。但在都市时代，“摩天楼的塔上的满月”却是常在的——人造的机械钟发出了月一般的辉光。内面的“齿轮”表明了它是一种机械性质，外面的“罗马字”表明了它是一种异国输入的景致。在这样的机体的满月之下，都会里的现代人之身与影也构成一种满月或钟面，这里充满寂寞的氛围。身如短针，影如长针，因而都会之人也就被现代的时间观推动着并切割着。由月而钟而人，由自然意象而机械意象而回到身体存在，层层交映，诗人呈现了一种颇耐玩味的现代感受。 事实上，年轻的徐迟对于这种感受是颇为自觉的，他曾指出： 新的诗人的歌唱是对了现世人的情绪而发的。因为现世的诗是对了现世的世界的扰乱中歌唱的，是向了机械与贫困的世人的情绪的，旧式的抒情旧式的安慰是过去了的。(48) 这一段话，很可以与后来柯可(金克木，1912-2000)类似的评论合看： 新的机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乐，新的受苦，都明摆在我们的眼前，而这些新东西的共同特点便在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感觉。(49) 无论放任官能或操作理念，日渐茁壮的机械文明实是不得不正视的对象。物质与社会的变动，带出新的情绪，构成新的诗质。而立基于田园世界的旧式的抒情，虽然不会绝灭，却已失去主导的地位。把机械、情绪与诗质联结起来，这在文学认知上，可以说是更加深刻了。 至于路易士，可能要到《新诗》(1936-1937)时期，才逐渐成熟，并树立起自己的风格。现代生活的烦哀，向来是他善于经营的主题。但更强烈的都会性格，则展现于1942年夏天返回上海以后。路易士在沦陷区里的生活(1942-1945)，虽非十分宽裕。但因为杨之华、胡兰成等人的扶助，发表顺利，稿费较高，俨然为诗坛的核心人物。(50)因而我们看到他在战时的上海，过着颇为悠哉的都会生活。一首诗的附记里，我们看到他的自述： 陆家浜路是我每天必经的：中午我从桑园街步行到斜桥，乘电车到大世界，再乘另一路到办事的地方去；傍晚回来，下了电车，也是步行。除了下尽大雨或者真是筋疲力尽一步也走不动了，我总很少有乘人力车的时候。(51) 这时他住在桑园街，过着近乎上班族的生活，每天乘两路电车去某个地方“办事”。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电车与人力车，进步与落伍并存的都市。路易士就在这里体验他的现代生活，并生发一个现代人的诗意感受。 下面这首《大世界前》，应该就是下班途中转车，等待另一路电车到来时的兴感： 红锡包广告的大钟 就这么着老是停在 五点半上不走了么？ 傍晚等电车的 偶尔抬眼看它 总有不可解的沉默 我也无言地伫候着， 一面倾听着 这几百万人口大都市的沉默。(52) 这里同样是以高处一座大钟起兴，引向都会人的空虚。钟之所以仿佛停住，是因为下班后等电车者内心焦躁而产生的感觉。都会人的情绪，仿佛在大钟之下以焦体的大沉默达成一种共鸣。 对于路易士的生活状况，终战即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另有一段生动(或不免加油添醋)的描述： 诗鱼的生活从此阔绰起来，不是领导一群诗领土的领民到新雅座谈，便是到甜甜斯喝咖啡，让一位爱好诗鱼的大作的女士倚到怀中听他朗诵杰作，再不然，就是到北四川路一间叫做潮的酒吧去，跟所谓盟邦的诗友池田克己他们讨论大东亚文学。过的倒很写意的生活。(53) 文中称他为“诗鱼”，那是因为他曾写过一首诗形容自己是“拿手杖的鱼。/吃板烟的鱼。”(54)这里提到“新雅”“甜甜斯”“潮”大概皆为较高档的消费场所。事实上，路易士自己即有一诗，述及在“潮”酒吧的活动，诗稍长，仅节录两小段： 在下午的“潮”， 在晚汐的“潮”， 作为嗜饮的酒徒的我们来了， 我们举杯。 我们呼啸， 我们汹涌。 如潮，如潮，如潮。 (……) 哦!“潮”是属于男子的世界。 哦!“潮”是我等制霸的世界。 这里有危险。 这里不可思议。 女孩们不懂的。(55) 这首诗铺陈率易而句式稚拙，得意之情倒是溢于言表。诗人仿佛陷入城市酒吧特有的迷醉氛围，既宣称这是“男子”“制霸”(这个是日语词汇)的世界，又抱怨其间自有女孩难以思议之危险。路易士有点像个浪荡子(dandy)，跟城市的夜生活融洽地结合。因而也十分自然地，他在这时期出版的几部诗集里，留下大量的“都市诗”。即便后来离开上海，来到相对没有那么繁华的台北，他深切浸润过的国际大都市里的现代性体验，仍然影响着他的思维。若要谈论战后台湾的都市书写，由路易士蜕变而成的纪弦，仍应居于第一纪元的核心。(56) 除了都市之外，路易士在诗论里还考虑到“科学”“工业”这两个概念。在《诗与科学》里，他指出：现代诗——赞美工场、烟囱、劳动、生产、骚音、速率、摩天楼、起重机的都会诗以及赞美空间、时间、拥有九行星的太阳系及其他恒星、银河及辽远的大星云们的宇宙诗——的本身便已证明了科学并非诗的“敌人”，而系它之一位“益友”。(57) 这段论述看起来宣告了他对“新事物”的关注，而且语气如此坚定。但实际上，他在创作里又常采取完全对反的立场，显得自相矛盾。如散文诗《回去吧》，呼喊着：“没有崇高。没有优美。只有马达。只有引擎。只有虐待大地拟恐龙的机关车的丑恶的歇斯底里的吼。回去吧，回去吧，你倒霉的谪仙呀!”(58)反而流露出对田园诗情的怀想。 类似的情绪反复积累，甚至使喊出了《诗的灭亡》，抱怨科学、工业碾毙了诗情、诗意，即便是举杯在手，也觉得明月“不过是个卫星，/有什么值得‘邀’的？”(59)不过，到台湾以后，他居然很快地又宣告《诗的复活》。因为他认识到，“被工厂以及火车、轮船的煤烟熏黑了的月亮”，没有诗情，故不属于古典诗人。但却有诗想，可为现代诗人所发挥。于是，他说：“我们鸣着工厂的汽笛，庄严地，肯定地，如此有信仰地，宣告诗的复活。”(60)诗之忽死忽生，科学、工厂、机械又时好时坏，看似儿戏，但诗人显然经历了一番审美上、认知上的剧烈挣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