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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正忠，清华大学(新竹)中文系 知识的钢质长带一环接一环，一片连一片，在人的操纵下，它的工作显露出勃勃的盎然生机。于是，它就像黑夜里天空划出的龙形怪物似的闪电，迅疾延伸到众多的江海陆地。它一方面温柔驯服能为小孩所驾驭，另一方面它吐出的火焰能使百姓云集的城市化为灰烬。然而有那么一些时候，机器的歌声，电流的轻轻哼唱，涡旋机在急流中发出的震颤以及马达的爆破音，使我们充满了如获胜利后的更为深切的骄傲。——容格尔《机器之歌》① 一、前言 诗史上的论争，常常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孤立地谈论诗的语言问题或形式问题，或许不够。一场具有诗学意义的论争(例如：自由诗vs.格律诗)，可能同时涉及下面几个课题：一、选择怎样的语言形式去把握内心的思维与感受。二、诗内部的各种要素，具有怎样的轻重关系。三、诗人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去感应当下变动的事物。古人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②便大致反映了“物—意—文”之间的相互追逐，乃是文学创作的要务。言意之辨，历来说得较多。至于“物”的一端，在今天格外有重新讲求之必要。 在古典诗学的感发世界里，有一庞硕的“物体系”，通过“既分类又连类的呈现方式”，可供辨认与召唤共感作用。③这些物被编码完成之后，构成汉语诗的表意基础，并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持续扩充。但在“西风东渐”的近代，涌现了大量新事物、新概念、新名词，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这种系统性的遽变，使得诗人“有幸”遭遇前所未有的兴感对象。但在新局之下，他们所能掌握的文化符码与隐喻系统却有捉襟见肘之势。 晚清黄遵宪(1848～1905)颇能活用旧诗，积极收纳新时代的辞与物。但钱锺书评之曰：“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④并进而提及：“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⑤这里提醒我们，单独把新鲜的物质名词放到诗里，就像编写格致教科书，对诗而言，是不够的。须如王国维(1877～1927)那样，融入西洋的思维与知识，斯为难得。 不过，钱锺书重理致而轻事物，超字辞而求实质的解释路向，固然有见，却也不无遮蔽。事实上，把新名物点进诗里(即便是旧诗)，本身即寓创造力，在字辞镕铸与诗意追寻中有所贡献。郑毓瑜就曾以黄遵宪为案例，考察他怎样运用“旧诗语”去描述“新事物”，极尽所能去烘托出新世界的奇异闳阔，到达当时表达方式之极限。⑥他固然受到旧诗语的牵制，不免捉襟见肘或有所成见。但平心而论，其间也显现出传统认知体系与现代名物相互碰撞的火花，产生了丰富的意义与情境，颇堪玩味。仍可视为汉语诗意结构转移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依照我们的观察，在特定时代的诗学中，一旦文辞不能追上当代意念，意念不能扣紧现实事物，则会造成诗意表述的焦虑与危机。这种脱节与弥合的历程，通常处于断续往覆的状态，诗之为物，因此得以具有生生不息的活力。自波特莱尔以降的“现代诗”，对于“新事物”的反应向来特别敏感，可以说，两者已经形成相互生产的关系。都市、工业、科学这些现代性因素，无不再影响着现代诗的语言、技法、主题，形塑了百余年来的诗意风貌。而诗，也才能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美感形式，对现代性事物提出阐释与诘问。 即就汉语诗坛而论，1920年前后的新诗革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派繁衍以及“现代”“现实”之争，五六十年代在台湾重新点燃的现代诗运动，相当程度上，都可视为是以各自的方式，重新弥合词与物的裂痕。物体系不断扩张、变动，语言的涵盖性与表现力也随时在调整。诗便以这样动态存在，反复验证自身的重要性能：感应当代世界，展示现时体验。当然，诗对物质的吸纳形态是多样的：有时直接成为赋咏的对象，有时则为起兴、象征、托寓的媒介，有时通过丰富多彩曲折的隐喻程序，使之与其他经验领域联结起来，凡此种种，皆须通过语言而实践。 本文即以现代世界不断新变的物质文化为观察焦点，探讨“现代汉诗”(依照学界目前较通行的用法，系指“五四”以来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新诗)如何处理新的物质性题材——为了集中话题，拟以各种机械意象为焦点——进而获取一种新的“感性模式”与“表现方法”。所谓“新”，乃是相对性的概念，因而也总处于持续演变的状态。为了宏观呈现“物质流变—诗质转换”相互牵动的轨迹，拟从“现代中国”到“当代台湾”进行比较大幅度的观察对比。多点跳跃，难以全面，只能藉由有意义的抽样合成一条虚线。 古人说：“人须求可入诗，物须求可入画。”⑦现实人生之事物(其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是否可以进入艺术体裁，成为美感欣赏的对象，俨有一隐形之门槛可言。“入”的过程，经常夹带着不同时空背景下价值兴革、情感缩放与文化变异的消息。本文希望透过细部的语言分析，抽样探寻相关文本与心象、外物的参差离合，试着归结出若干具有涵括意义的“意象基模”，从而展示新事物在形塑汉语现代诗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