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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力的铁的小母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动荡，国族存亡的危机日殷。各种思潮纷然而起，相互冲激。另一方面，少数几个大都市在物质建设上也有极大的进展，形成本土的现代化样本。未来主义的相关材料，就在这样的背景，更为繁密地被介绍进来。一般认为，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与法西斯思维颇有关联，但在中国，从事相关译介者几乎皆为左翼文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已延续了苏联未来派的做法，对其思维内涵进行了“由右到左的翻转”。 莽原社所译介的《未来主义》一文，就不太强调表现技巧的面向，而从社会结构上分析未来派进入俄国的状况。(24)作者特洛茨基指出，未来主义是欧洲的产物，它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兴旺及危机。奇特的是，它不辉煌于经济更优势、物质更发达的德、法、英，却在相对落后的意、苏两国盛行。这是因为，凋敝与骚乱的社会是革命的温床，而未来派是渴求革命的，包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群众运动。特洛茨基指出，俄国的未来主义在革命浪潮下，有些优势：“它捉住了运动底，动作底，攻击底，和那时还暗昧的破坏底拍节。”(25)在俄国，未来主义由几个独特而相互矛盾的元素组合而成，包含：古老的语学传统、讲求方法及造字历程的诗学、形式主义者的艺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和诗本身，因而形塑出独特的风貌。 未来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类似的情况。首先，中国当时属于工业落后的国家，物质发达及其引起的现象，不是现在或这里的问题。因而对于物质文明的课题，经常混合着批判与孺慕。其次，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政治对立也是严重的，革命的氛围日趋浓厚。未来派的破坏冲动，有时可以做为革命的工具。其三，中国的传统因素(特别是汉字的独特性)与现代处境(例如新文学还不够深厚)，既不同于欧洲，自然也就提供了新的组合元素。除此之外，我们应该注意到，许多在西方具有“历时性”发展次第的主义、流派，是以“共时性”的结构出现于中国的，因而浪漫派、象征派、未来派、无产阶级派等因子，有可能同时具现于特定诗人的创作。 戴望舒(1905-1950)在20世纪30年代文艺活动，便展现了这种浑融的倾向。他作为现代派诗歌的领导者，是我们所熟知的。其实他对于左翼诗学的建构，也颇有贡献。早年曾译过《唯物史观的文学论》，分章在《新文艺》上发表。在诗的部分，固然强调社会性，但也强调物质性。赞扬未来主义者“非常了解这种美，歌唱近代生活的韵律，街路的脉搏，‘理不清’的群众的激浪，飞机的，汽车的，商船的动力，近代灵魂的运动与膨胀”。(26)1930年3月，戴望舒经冯雪峰介绍，参与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并为第一批会员。一般认为，不久他便悄悄疏远了这个组织。然而直到1941年，他还译出《苏联文学史话》，对于社会主义文学多所介绍。实际上，对现代性与现实性的双重追求，始终为其诗学路向。 谈到戴望舒对左翼文学的实践，论者常举《流水》和《我们的小母亲》这两首诗，称之为“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篇。”(27)后面这首，尤其特别： 机械将完全地改变了，在未来的日子—— 不是那可怖的汗和血的榨床， 不是驱向贫和死的恶魔的大车。 它将成为可爱的，温柔的， 而且仁慈的，我们的小母亲， (……) 我们将热烈地爱它，用我们多数的心。 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静默的铁的神秘， 在我们，它是有一颗充着慈爱的血的心的， 一个人间的孩子们的母亲。 (……) 是啊，骄傲地，有一个 完全为我们的幸福操作着 慈爱地抚育着我们的小母亲， 我们的有力的铁的小母亲!(28) 从第二、第三行的压榨看来，一开头的“机械”，确实指向工厂中的生产性机械。因而诗中的“我们”，也就是指劳工了。整首诗使用了祈向未来的许愿式句法，描写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机械确实造福世界，与人亲密地相处。从左翼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关怀着劳工被资本家(借由生产机具)剥削的处境，批评了现实社会的不公不义。但由于托寓技巧的表现高超，抒情氛围的拿捏精准，诗的意旨还有向外扩张的潜能。“我们”可以是全人类，机械也可以是泛指其全体。那么，对于物质与社会之进步，这首诗也等于是做了美好的预言。从物质诗学的角度来讲，能够对机械发出这样丰富的感兴，并注入深情，其实颇有具创发性。“小母亲”这个词，应该是取自法文la petit mè re，并延续了其中以petit(小)表达亲昵之意。戴望舒把它跟机械联结起来，特具韵味。我们知道，未来主义者如马里内蒂，对于机械的热爱简直到了恋物癖的程度，戴望舒有可能受到他的文字启发，但写得抑敛有致，是更加高明了。 不仅于此，我们一旦读过他所译的《苏联文学史话》，还可以进一步推测，《我们的小母亲》的样本实来自当时的苏联诗坛。无产阶级派对抗着并且消融了未来派，他们的诗充满了更多机械意象与钢铁修辞。加思节夫的《我们的根是在铁里》，想象自己结根于机械、铁锤，熔炉之间，新的血流着，“我粘附在建筑物的铁里，/我高大起来。”终于与烟囱相齐。基里洛夫的《我们》则宣称：“由我们的灵魂和机械联结的金属物的弟兄们，/我们已忘记了对于天苦思憔悴。”别赛勉斯基则说：“我们是由水门汀，太阳和钢铁炼成的，/我的父亲是没有面相的宇宙的建筑师。/在机械的怀里，在工厂的心下，/我被生育着。我——劳动者。”(29)以上诗行，都借由对机械的赞扬与沉迷，表达了对革命的热情。在表现上，又都涉及肉身与机械的融合，在钢铁的运转声中，个体的“我”欢快地投入集体的“我们”。 戴望舒很可能是中国现代诗史上最关键的“过渡者”，他的诗人生涯呈现了多股潮流的交汇，多重价值的碰撞。中国传统与西欧诗学，革命与爱情，个体追求与集体共鸣，迎向现代或汲取过去。面对这些时代课题所生的感慨，似乎都集中显现于他早期的文章《诗人玛耶阔夫斯基的死》。俄国世纪初最重要的两个诗人，皆死于自杀，其间仿佛蕴含着寓言式的力量。作为“最后的田园诗人”，叶赛宁(Sergey Esenin，1895-1925)憧憬着古旧的、青色的俄罗斯，但“铁的生客就要经过”，他只能发出抒情的哀歌，与古老的大地同归于尽。(30)作为“未来主义的俄罗斯传人”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忠实战士”，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1893-1930)的优势在“他憎恶过去，他需要行动，而革命却能供给他那些在他觉得是可口的食料”，所面临的悲哀是：“把个人主义的我熔解在集团的我之中而不可能。”(31) 于是，通过这样的诗人案例，戴望舒对于未来主义做了稍微深沉的反思： 未来主义明显地反抗着过去的，而带着一种盲目性，浪漫性，英雄主义来理解新的事物的现代的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他们并没有在那作为新的文化的基础的观念，新的生活，新的情感中去深深地探求他们的兴感。(32) 如果不避讳简单，姑且把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分别对应于诗意的“田园模式”和“都会模式”。那么，戴望舒的体会可能是，表层的题材(无论写的是旧事物或新事物)并不是关键。重要是诗人是否能够进行精神底层的改造，具备了新“观念”，挖掘出新“情感”。至于如何实践呢？从左翼诗学的道路说去，应该要在新的认识论与社会观上去兴感，才有前途。但从现代派诗学的道路说来，却是要寻找新的诗质及与之相应的诗语、诗形，兴感方有效力。在发表《诗人玛耶阔夫斯基的死》时(即1930年12月)，正是戴望舒“左倾”最显之际，因而他发言的意旨当然更偏向于前者，但也可以引向后者。 因为就在这个关口，戴望舒开始调整诗学的比例，更加强化他的现代追求，终于逐步成为诗界之核心。在著名的《望舒诗论》里，他提出用“诗情”来定位现代诗的内在质素，如第六条说：“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第九条则说：“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第十条更明白地指出：“不一定要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33)这些话跟前引对于未来主义的评论，在理路上是颇相联系的。一贯地看重诗的内在质素(即“诗情”)，而不甚标榜新事物、新题材、新字词。这使得他的诗与诗学，走向一种较为深厚扎实的路数，在现代派诗的本体论上具有显著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不仅像《我们的小母亲》那样锁定现代物质的路数，在他往后的创作里不再多作发展；甚至于新兴的都会题材，在他的笔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切断“新事物”与“新诗情”的必然性，固然在理：但轻纵“新事物”带动“新诗情”的可能性，恐怕也不无可惜。 前面我们用“调整”而非“转向”来说明戴望舒在左翼思维(政治先锋性)与现代派意识(文学先锋性)之间抉择。那是因为这两种成分，在不同时期只是以不同比例存在，显隐互见，而非决然之弃彼取此。即以他这时的主要发表园地《新文艺》(1929-1930)来说，一般认为上承《无轨列车》(1928-1929)，下启《现代》(1932-1935)，可共同归属于现代派系列刊物。但在这个刊物里，左翼与现代两种先锋性并行的现象，却是不容忽略的。(34)它们俨然构成前卫文人观物、应世、谈艺之双目，未来主义的引介，乃至文学中“新事物”课题，便大多是在这样双目合看的视野下展开。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具官方文艺色彩的刊物《现代文学评论》(1931)，(35)也曾刊登过篇幅颇大的《未来派文学之鸟瞰》。唯其资料大多杂取自先前出版的中文书刊，而在观点上，对于苏联的未来主义者也有较多的讥嘲。(36) 《现代》杂志的创刊，标志着现代派的成熟；对于戴望舒而言，则是政治先锋性的隐伏，艺术先锋性的大举彰显。主编施蛰存(1905-2003)在一篇编辑札记中，把这个杂志的诗作与现代生活的物质性相联结，是众所熟习的。(37)同时，他们持续译介各种文艺思潮与创作，其中包含高明的一篇《未来派的诗》。这篇文章对于未来派的“自由诗”与“自由语”概念，探讨尤深。高明认为，在自由诗方面，未来派并无足以区隔前人之处。进一步讲，废除形容词、使名词裸体、破除动词“法”与“时”，又采用“去标点”“数学感觉”“拟声音”“一览表与绘图”等技法而造成的自由语，才是他们真正的特色。(38)这种相应于工业时代与机械运作法则的语言，运用在汉语上，颇有利便处，事实也给予新崛起的都会诗人相当程度的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