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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模式以东汉赋为主，归于“观威仪”，主题为“昭德”、“宣威”。 西汉赋作固然有颂德的成分，但比重较轻，直至西汉末年扬雄《长杨赋》才确定纯一颂德的体式，直接改变了汉赋的写作手法，对东汉赋体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原因有二。 一是更换题材。东汉大赋如《两都》、《二京》，分述两京的政治形态，然“西”为“宾”而“东”为“主”，其如《西都赋》中“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与《西京赋》中“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的叙述，犹如愚人自炫，拥有一般常识者均可识其败德。而《东都》、《东京》则完全改变西汉赋作夸饰物产、游猎的描写手法，罗列历代君主的德行，铺写他们的功劳与善政，使得在西汉赋作中的附庸演为大国，颂扬君主的功德，成为东汉赋作的主旨。 二是因礼宣威。班固《东都赋》所述光武帝、明帝之德，归乎“制礼”，其中内涵现实施行的礼仪，也包括了国家践行的制度。及至张衡《东京赋》主旨尤明，其对明帝时朝觐礼的描写，意在宣扬大汉帝国四海臣服、万邦来朝的盛况，试观天子出场时的肃穆、雄壮： 是时称警跸已，下雕辇于东厢。冠通天，佩玉玺，纡皇组，要干将。负斧扆，次席纷纯，左右玉几而南面以听矣。然后百辟乃入，司仪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贽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礼礼之。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120) 因礼仪制度而彰显汉家威仪，与周天子朝享诸侯之礼相同，其实质又回归我们所强调的“享礼”，于中可见东汉“物以赋显”的观念，也是“礼以赋显”的表达。当然，通过对礼制、威仪的宣扬，除去颂德的成分，赋家是希望读者能够对礼仪纲常存有服畏之心，达到因讽而规正统治者行为之目的。 余论 在我国文体史上，赋最具有包容性。就其内涵看，赋或“抒下情”，或“颂上德”；就其性质看，或“体物”，或“言志”；就其风格看，或为典雅之章，或为俚俗之篇；就其形态看，或“鸿裁”，或“小制”，鸿裁则“体国经野”，小制则“随物赋形”，诸多不一。如就语言特征划分赋体，古代又有“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律体赋”、“文体赋”等等，也因时而变，应运而生。然探究其源，明辨其本，又当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待体制的成型与艺术的地位，这就是以汉大赋为代表的“一代之文学”。(121) 针对赋体文本的批评，古人说法亦多，然论其要，宜观汉人的自评，其中尤以“讽谏说”与“丽则说”值得关注。前说见史迁评相如赋，所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相如列传》)；(122)后说见扬雄《法言·吾子》，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23)二者皆指向于《诗》，即似是而非的“赋者，古诗之流”的说法。因为汉人论赋倡导“讽谏”，对应的是“虚辞滥说”，论“诗人赋”之“则”，对应的是“辞人赋”之“淫”，在此对待关系间，隐含的恰是赋体最突出的词章与教化之矛盾，溯源而论，亦即宾祭执礼过程中媚神观德的思想原生态。对此，还可从先秦典籍中论“文辞”之用得到印证，如《国语·周语》记载单襄公对其子顷公曰：“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124)又《礼记·曲礼上》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125)二说论文及辞的起源，皆主“敬”，并归于“礼”，实与宾祭所内涵“宗庙事”与“礼仪性”相契合，本文中所讨论的“献赋”、“执礼”、“显物”以及“媚神观德”所推导出的讽劝传统，又喻示了文辞之娱戏与教化的关系。而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有名姓之文士的辞赋家创制的认知，包括对赋体文学名称、结构、质性、功用的考源，不仅可以打破“赋者，古诗之流”的误解，以厘清由“赋”之本义到“赋诗”、“赋体”的线索，而且对整个中国学术(包括文学)源起“宗庙”或“王官”的争议，也能提供一新的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