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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庙献赋：赋体文学的立名因缘 “赋”的立名，古人多兼两说，即“六义说”与“瞍赋说”，前者义源《周礼·春官宗伯》与《毛诗序》，后者义源《国语·周语》，绾合而论，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开宗明义：“《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⑦取义均源自《诗》。然校考赋体，《诗》之“赋”法与文体之“赋”迥异，其实，就“赋”字言，文体之“赋”、“六义”之“赋”，包括“瞍赋”及《左传》中“赋诗”之“赋”，都是后起义，至于汉赋与楚辞、隐语及纵横说词等渊承关系，也是作为赋体文本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因子，绝非赋之立名缘起。因此，辨明“赋”之本义及其如何与文学发生关系的历史进程，是我们厘清赋体文学起源的关键。 先从“赋”字原义看，有两点值得申述：一是赋与铺。《尔雅》谓“赋，量也”。郝懿行谓“赋敛、赋税即为量入，赋布、赋予即为量出”。⑧而赋由“敛”转为“铺”意，王念孙《广雅疏证》认为“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⑩是从文学批评的意义将赋税之铺(布)引入文体之赋。二是赋与傅。《汉书》载：“初，安入朝……使为《离骚传》”，(11)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九》“离骚传”条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12)尹湾汉简中出土《神乌傅》后，裘锡圭便指出：“由于《神乌傅(赋)》的出土，可以肯定王念孙的意见是正确的”。(13)《汉书·高帝纪》：“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如淳曰：“《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14)汉代将到了服徭役和兵役年龄时向官府登记称为“傅”，而成丁开始服徭役和兵役也称为“傅”。这就表明，“赋”与“傅”都有征发兵役的义项，且“赋”、“傅”通假。 与“赋”相同的“铺”、“傅”均与赋税相关，适证“赋”的本义指征收田赋及其所得。故《说文解字》云：“赋，敛也”，(15)作为动词，意在征收财货。然而中国古典语词的特点往往是动、名词性合一，因此“赋”又可指称征收取得的财货。《尚书·禹贡》“厥赋惟上上错”注曰：“赋谓土地所生。”(16)《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孔颖达疏：“服虔以为子产作丘赋者，赋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马三牛，复古法耳。”赋田出牛马等实物，乃古法之遗。“赋”的基本义项，就是征收所得的田赋。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17)指军赋，引申为军费，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赋”作“军赋”意是“六书”中“转注”用法，(18)为后起义，本义则宜如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所解“赋敛”、“田赋”。(19) 征收田赋的重要内容是“赋牺牲”，据《礼记·月令》记载： 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之所以“赋牺牲”，是为了“飨祀”皇天等神祇。《礼记·曲礼下》载“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孔颖达疏：“此言牺谓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赋敛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牺赋。”(20)可见自天子以至诸侯、大夫均需征收牺牲以供祭祀，其享神的牺牲(牛色纯者为牺，体全为牲)，统称“牺赋”。农耕是征集田赋的前提，《国语·周语》载：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之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21) 天子行籍田礼是为了号召天下“务农”，目的是“媚神”以“和民”，“享祀”与“布施”，提供的是物质保障。古人享神，不仅包括“牺牲”，《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章载鲁庄公云“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章，宫之奇曰“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22)《墨子·尚同》谓“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23)酒酿、黍稷、牺牲、玉帛等皆所征收之“赋”，均为土地所生，用以享神求福。 上古享、飨二字相通，献神为“享”，待宾为“飨”，享、飨礼数相近，行礼环节所用之物曰“赋”。《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24)杨宽解曰：“礼的‘始诸饮食’，不外乎二个方面，一是把鬼神看作活人一样，给予饮食……一是在聚餐和宴会中讲究对长老和宾客尊敬的方式”，(25)这又衍生出后世祭祀之“享礼”与待宾之“飨礼”。关于古“飨礼”的完整记载已亡佚，许维遹《飨礼考》一文论“飨近于祭”，计述同者有六：需斋戒、用六尊六彝、用腥俎、有祼事、庙中立而成礼、同乐。(26)待宾之礼分飨、食、燕，而飨主敬，于礼最隆。因此，上古文献中享、飨二字的通用，不仅音近通假，更在于礼数相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臼季谓晋文公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27)《论语·颜渊》载孔子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语应答“仲弓问仁”，(28)深明宾、祭二礼的重要。而宾、祭之礼作为探讨赋体文学立名的关键，有三点先需申述。 第一，宾、祭均用赋。祭祀用赋，前文已论，如“牺赋”。聘问之时有献礼环节，其物曰“庭实”，杨伯峻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中“庭实”一词曰：“诸侯朝于天子，或互相聘问，必将礼物陈列庭内，谓之庭实。”(29)“庭实旅百”指朝堂所陈贡品之齐备，庭实乃土地所生，无疑是征收所得之“赋”。聘问之后行飨食之礼，宋易祓《周官总义》解“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云“祭祀以牲为重，所谓入牲者，其牵牲欤?……大飨，则有司从牲之后，即杀牲于庙门之外”，(30)宋朱申《周礼句解》曰“大享宾客，设牲于庙门外，因即烹之”，(31)均明“牺赋”为宾礼所用。 第二，宾、祭用乐相同。《周礼·春官宗伯》：“凡乐事，大祭祀……王出入则令奏《王夏》，尸出入则令奏《肆夏》，牲出入则令奏《昭夏》，帅国子而舞。大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32)祭祀牵牲入庙，而待宾则于庙门之外杀牲烹之，因此不用《昭夏》，飨祭因程序不同而在乐舞上略有不同，其他方面则完全一致。又《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33)享最重，故可该宾礼，此为宾祭乐舞相同的证据。 第三，宾、祭统称“宗庙之事”。周人尊祖而敬宗，“从西周金文的内容看，周人对土地、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等自然神的崇拜观念比较淡薄，而对祖先却十分崇拜”，(34)故祭祖多在宗庙之内，聘问亦如此。《春秋经·庄公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胡安国云：“享者，两君之礼，所以训恭俭也。两君相见，享于庙中，礼也。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非两君相见，又去其国而享诸侯，甚矣。”(35)此论正与刘宝楠《论语正义》解“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句意相合： 正义曰：“宗庙之事”，郑《注》指祭祀。胡氏绍勋《拾义》云：“宗庙之事，祭祀在其中，独此经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案：胡说是也。(36) 公西华所言“宗庙之事”非一般祭祀，专指诸侯聘问。值得注意，春秋时礼虽多端，但诸侯正式的聘问及享礼，均在宗庙。《仪礼·聘礼》载，宾国之使初见主国之君，国君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郑注：“迁主所在曰祧。《周礼》：天子七庙，文武为祧。诸侯五庙，则祧始祖也，是亦庙也。言祧者，祧尊而庙亲，待宾客者，上尊者。”(37)祧即宗庙，可证宗庙中相见之礼。 由上可知，祭祀、聘问均在宗庙内举行，以“享礼”为核心，行礼用赋。而享礼用“赋”包括礼神与宾之“辞”，所以据“赋”与“辞”之关系，又可观察一条赋体文学立名的线索。作为文体的“赋”发展至汉代时，无论其名称抑或篇制皆已奠定，而据《汉书·艺文志》载，先秦“赋”有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孙(荀)卿赋等。荀子的《赋篇》命名并非自为，而是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所加。然汉人将屈原的骚体作品称为“赋”，已是常见之事，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乃作《怀沙》之赋”，(38)《汉书·贾谊传》所谓“屈原……作《离骚赋》”，《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39)班固《离骚赞序》“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40)如果我们重新细缕文献，或可发现“辞”与“赋”的本质联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41)这就表明，在汉人看来，赋是体裁，其以逞辞为表现形式。辞由人发，故附着于人，宋玉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而“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42)专指作品时又以“赋”名篇，实则辞、赋为一事，因此汉人习于“辞赋”连称，如“会景帝不好辞赋”，(43)“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44)著者显然无意将辞、赋作为文体来区分，后世反复讨论汉代辞、赋之别固属无谓，偏离当时实际(两汉以后辞、赋发展有别另当别论)。那么“辞”与“赋”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呢?这正是我们探讨赋体文学立名的线索。 第一，赋体文学的立名源于祭祀过程中的“献赋”活动，而“辞”正参与其中。刘师培《古政原始论》第十《礼俗原始论》称“上古五礼之中仅有祭礼”，“礼字从‘示’足证古代礼制悉该于祭礼之中，舍祭礼而外，固无所谓礼制也”，(45)在早期祭祀中，收集起来的各种物品即“赋”是用以享神的重要媒介，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辞”的献上(详见第二节)，正如恩斯特·卡西尔通过研究“未开化语言”指出，“命名法的秩序并不依赖事物或事件之间外在的相似之处；不同的物体，只要它们的功能意蕴相同，也就是说，只要它们在人类的活动与目的的秩序中占据相同或至少相似的位置，它们就往往具有同一个名称，归在同一个概念之下”，(46)因为“赋”的使用，而使得一并献上的“辞”与“赋”发生联系，因此推断赋体文学得名于祭祀过程中的“献赋”。与此同时，“辞”在表达祭祀者的虔诚时，还要陈说献赋的明细即清单，这便是“礼法”到“赋法”——铺排的转变(详见第三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