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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媚神观德：讽劝传统的语境迁迭 从赋体文本出发，前贤对其特殊的修辞艺术颇多关注，如祝尧评述司马相如《子虚赋》时阐论大赋的体制特征云： 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璧綵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108) 其言“夸”、“媚”、“赡”、“藻”、“壮”，皆缘修辞技巧而呈示的艺术风格，这是汉赋家共通的语言形态。而由“物”联“类”，因“丽”生“媚”，又是赋家描绘的常见手法。究其渊源，此亦与宾祭之礼的“赋物”与“赋辞”相关；推进一步，赋文夸饰，炫色耀采，却多归“曲终奏雅”，旨在讽喻，由此形成的汉赋“讽”、“劝”传统，实源自“大享”用于祭、聘时构成的“媚神”与“观德”的双重功用。 由媚神观德来看享礼与赋体，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享神”时的“媚神”心态是赋体“劝而不止”的宗教根源。“享神”无非是为了获得神灵的护持，《左传·庄公十年》载鲁公认为可以迎战齐国的条件之一便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僖公五年》载虞君认为国家可以长存的前提为“吾享祀丰絜，神必据我”。(109)以此看汉赋，天子与神灵，分别为人世与天界的尊者，“媚神”与“媚上”，理义相同。这又可分述为两点。 一则是“媚神”的专一性对汉赋一味逢迎君主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祭祀坚持“专祀族神”的原则为汉赋选取了颂德的对象。《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载宁武子之言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110)祭则“专祀族神”，与汉大赋歌颂君主同质，都有固定的取悦或讽谏对象。《七发》、《子虚》本是献给诸侯王而作，武宣之后，大赋几乎全为颂德，集中逢迎天子，《上林》所谓“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颂武帝之新政，(111)及至扬雄《甘泉》、《河东》专一赞述成帝祭神求嗣，直可视为献给神祇以歌颂天子的祝辞。因此，祭神的专一性影响到汉赋专一歌颂天子观念的形成，可以作为武帝以后中央集权强盛的注脚。及至东汉，《两都》、《二京》专以帝京为辞，如《东都赋》写“元会礼”，以天子之德为核心。天子主宰人间一切，汉大赋专言天子，犹如祀神，是其发展的必然。其二，影响到汉赋选择君主属地作为铺写题材，这一点与《礼记》“问国君之富”近似，因此《子虚赋》中子虚、乌有分别夸饰楚之大泽、齐之巨海，至于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都是以属地、乡邦为荣，可等同视之。然而《上林》、《两都》、《二京》等俱以京都为辞，需加辨析。《左传·哀公六年》载楚昭王语“三代命祀，祭不越望”，(112)各因所处之地而祭。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意在使齐楚折服，批评两国“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但又归结于“独不闻天子之上林”(113)以夸饰天子苑囿。究其实，作者虽有以“上林”包揽天下之意，但根本原因在于“上林”乃天子私产，与“祭不越望”同义。《汉书·食货志》载：“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114)汉代设置“少府”一官管理天子私产，山川、池泽均在其中，而上林苑为其辖属，犹如天子汤沐邑。所以《上林赋》没有明言“天下”，而以天子“苑囿”涵括，不过是表明天子私人领地的雄伟、富饶罢了，而若言及天下，犹以天下为“苑囿”，岂非直言天子失德! 一则是“媚神”需要罗列大量供物为汉赋铺排各种物象用以“媚上”提供了方法。《子虚赋》本来献给梁孝王，由于其中物类齐备，“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拟效故辙的《上林》写就，故“赋奏，天子以为郎”。具体分析汉人以博物“媚上”，基于两种心态：一为充当天子弄臣，西汉多如此。以汉赋最为兴盛的武宣之世而言，由于推行“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的国策，儒学的地位尚且低下，作为文学侍从的赋家更可想而知。武帝时，司马迁《报任安书》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而《汉书》记载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相如与倡优无异，至于东方朔也只能“应谐似优”自保，因此“上颇俳优畜之”。(115)二是赋显才学，东汉应作如是观。西汉末年扬雄“悔赋”，根本原因在于经过元、成之世，天子好儒，一改祖宗之法，纯任儒生，儒家学说的地位得以大幅提高，汉赋娱乐的本质为论者所发掘，因此被排斥。班固的《两都赋》为赋体正名，宣示“赋者，古诗之流”，从诗史的角度重构汉赋与《诗经》的关系，以致其《两都赋》以“五德终始学说”夸饰两都景象，衡裁前后汉之高下，张衡《二京赋》，更以《月令》之学充斥其中。如此将各种物象囊括进学术背景之中，根本原因在于班、张皆为一时大儒，作赋犹如治学，是对“媚神”之劝的反思和对“观德”之讽的阐扬。 第二，“享宾”时的“观德”意识是赋体“寓讽于劝”的内在要求。《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夫享，所以昭德也”，以揭示享礼本质。《成公十二年》：“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此为正面论述“享”的意义，主旨在训俭、布政。而对行享礼中的失礼行为则多批判，如《成公十四年》载“卫侯飨苦成叔……苦成叔傲”，宁惠子批评说：“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116)“傲”为享礼之恶态，亦“取祸之道”，这从反面证成“观威仪、省祸福”是“享宾”之礼的重要目的。缘此，以汉大赋为代表的赋体文本，以两汉为界线，形成两大阶段，或谓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以西汉赋为主，重在“省祸福”，主题为“训诫”、“改作”。 枚乘《七发》批判楚太子奢靡的生活，最终使之归于有道，“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117)侧重献赋对象的主观觉悟，而不是直接否定，扬、马呈天子之大赋多循此法，与西汉赋家的“弄臣”处境契合。这又主要表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专写天子大而不当的行为。《七发》不过将各种事项陈列，供楚太子选择，但在司马相如笔下，则直接将天子写入赋中，成为主角，扬雄赋亦然。如《上林赋》写幅员之大、品物之多、游猎之盛，扬雄《甘泉赋》、《河东赋》写出行之盛、祭祀之诚，皆以非常态论之。如写上林苑的范围，“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上林赋》)，汉成帝车骑的豪奢，“于是乘舆乃登夫凤皇兮而翳华芝，驷苍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绥，漓乎襂?{”(《甘泉赋》)，(118)俱非现实中所见，此乃赋家采用的一种“变态”手法，将天子的“傲”展现出来，寄托讽义。这也正如扬雄所论：“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119) 二是主动表现天子的自我省悟。西汉大赋往往以天子“省悟”作结，犹如一幕自编自演的戏剧。如《上林赋》在描写各种活动之后：“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据史书载，相如作《上林赋》本为继《子虚》而为天子提供新的娱乐材料，但正因渊承“享宾”之礼的内在要求，不自觉地在文末加上一个尾巴，曲终奏雅，归于正则。至于扬雄的《甘泉赋》大肆铺写祭祀求子的非常态过程后，“于是事毕功弘，回车而归，度三峦兮偈棠黎。天阃决兮地垠开，八荒协兮万国谐。登长平兮雷鼓磕，天声起兮勇士厉。云飞扬兮雨滂沛，于胥德兮丽万世”，无中生有，歌颂成帝“求子”行为带来的万国和谐、扬德万世的功绩，成为“观德”的代言与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